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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运参选才能改变蓝绿政治

2018/06/08
桃园市产业总工会秘书

最近有种感觉,现阶段,自主工运不只应该把“政治化”提上议程,而且应该要有更多人投入选举,彩立方左翼才有可能在蓝绿两党之外进行新的政治串连,乃至于政治集结。如此才有可能改革当前议会政治,它对基层工人的声音早已麻木不仁。那个“政治集结”的想像,或许是某种类似过去“党外运动”的东西,只是这一次,党外不再是指国民党之外,而该是指蓝绿两党之外。

蓝绿两党的共犯结构

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採取过一系列不利于劳工的政策。近一点的有22k、砍七天国定假日等等直接延长工时、降低薪水,牺牲劳方为资方减少人事成本的荒谬政策。在更遥远的戒严时代,党国威权则在各级生产事业扶植御用工会,不让基层工人争取权益;甚至在《工会法》中设置世界最难的罢工门槛,限缩劳工团体的争议权与影响力。所有历史的沉淀物形塑了今天彩立方工人的职场环境,以及那些被劳工的噤声与无力给惯坏了的雇主。

曾经我也期待党外出身的民进党执政以后能带来改变,可是,新政府不只是延续国民党砍七天国假、损劳方利资方的政策方向而已,当蝶恋花事件、国道翻车事件、全联员工过劳死等不幸事故不断发生,民进党政府一如老国代,竟利用国会绝对多数的优势强行修改《劳基法》,让单月加班工时可以合法延长,让雇主可以用更少的成本要求劳工密集上班。美其名曰弹性,实际增加过劳风险,这几周,新闻上又出现过劳驾驶的司机车祸撞死警察的不幸事故。

更悲哀的是,民进党在工会政策方面也紧跟着国民党的脚步。华航罢工以后,民进党立委多次放话修法进一步提高罢工门槛,让合法罢工更难发生。而当华航的改革派工会干部透过员工选票,一票一票取得企业工会的领导权,民进党政府并没有保障这个自主化以后的工会,相反,新政府所安排的管理者打压工会更为强硬。华航干部一个一个被记过、调职;发行工会刊物被提告加重毁谤;会员代表在工会的网路社团发表言论,竟遭公司送到评议会,准备惩处。这跟当年国民党对工会的控制,根本目标一致,民进党已站到当年党外运动中自主工会的对立面。

在基层,我看到的是新政府拿着国民党过去用来对付劳工的手段,继续对付劳工。以党外运动后继者自居的民进党,拿着国民党制造的工具,违背了民主主义与百分之百言论自由的核心价值。不管执政党是蓝是绿,同样压榨劳工,并且用强硬手段阻止工会自主化。两党共构出另一种无视基层声音、漠视改革诉求的社会体系,过去是一党专政的威权,现在是两个政党,看似可以选择,却用一样的方法来对付劳工。

图为2015年“秋斗”,社运团体焚毁纸扎的蓝绿小猪,宣示向两大党斗争的决心。(资料照/摄影:林佳禾)

工运参选才能改革政治

彩立方目前的政党政治已容不下民间基层的声音,在反对《劳基法》修恶运动的过程中,劳工立场的进步观点,媒体再怎么报,喊得再大声,全是“录音带”,根本影响不了立法院的决策方向。而议会之外,在反修法运动的过程中,不论是自主工运的南北串连大游行、工人代表的绝食抗争、五一平台动员瘫痪忠孝东路、第四月台的卧轨行动、台北青年的城市夜行,抗争强度这么高,却全不足以动摇国家的政策方向。当执政者决意制度性地提高对劳工的剥削,工运拿它没办法。

有些佛系运动者主张政党政治与选举活动是有钱人和财团的游戏,工运该碰都不碰,只要透过街头抗争施加足够的压力,时候到了,自然影响政策的走向。这是错误的,因为来自街头的影响有其极限。如果要靠纯粹抗争来挡下赖清德内阁的铁腕修恶《劳基法》,如同去年11月工斗有一篇文章指出,恐怕需要一次“全岛总罢工”。这在当时当然不可能发生,然而,这不只代表自主工运的实力不够,你也不可能每逢政策变动就总罢工一次。

因此,不管抗争实力累积到何种程度,自主工运终究需要政治上的实质影响力,而取得这种影响力的第一步是选举。如果没有这份影响力,每当工运不足以发动足够强度的抗争,譬如全岛总罢工,就只能任由当权者决定政策的走向,然后大家一起在街头上拥抱痛哭哀嘆劳工自己不争气。而那决定了一般劳工劳动条件的《劳基法》、影响了劳工团体实质力量的《工会法》,全部任由蓝绿两党删来改去,拿去做他们的政治交换。

彩立方的两党政治已经出现僵化、封闭的性质,且越来越严重地向财团倾斜,在排除基层劳工声音的同时,将社会资源输送给财团,而不是更有需要的弱势者。当一党独大变成两党独大,放眼中央与地方找不到完全独立自主的政治力量,彩立方只剩下大拜拜似的、形式上的民主,无助于反映基层的需要、提高大家的生活品质。这种虚假的民主政治需要有人改革,而改革不可能来自国民两党或其随附小党,只能来自蓝绿以外。

自主工运现在是要回头期待国民党,还是要继续年年含泪投给民进党,还是有人不顾成败、跳进去投入政治改革?

两党之外的政治集结

用传统左翼的语言来说,“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谁先谁后,不该是一组“鸡生蛋或蛋生鸡”的问题,而是辩证性的。现实地看,在今天如果没有经济斗争而只投入政治,便会陷入蓝绿对立的框架,或者靠这党,或者靠那党,而当蓝绿两党都要修恶《劳基法》,就只能“大悲无言”;如果单纯地做经济斗争而放弃了政治,每当重大政治议题来袭,或者遇到地方资源的分配问题,工运力量便会在蓝绿势力的拉扯之下分化。

在维持战斗工运路线的前提下,眼前的问题不是现阶段该搞政治斗争或者经济斗争,而是在两者并行的同时,如何真正扩大自主工运的政治影响力?

回顾解严前党外运动的历史,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一群被当时政治体制给排除的“党外”声音如何逐步取得政治影响力?那是有许多人在拒不加入既存国民党的情况下前仆后继地投入选举,不计成败,只为了让大家知道彩立方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进入政治领域。当年的党外候选人多半标榜“无党无派”,其目的为反映当时代议政治所无法容纳的民间声音。纵使没有选上,也要立下标竿,让大家知道参与政治不是不可能,而是一件可以做、可以尝试的事情。

1973年“党外四人联合阵线”联名参选市议员,全部落选,却为后来民间力量的政治参与开闢了道路。而当各地参选的人越来越多,1977年便发生了党外人士大串连的情势,直接造成党外势力取得县市长、省议员与台北市议员的多名席次,凝聚了主流政党以外的政治力量。我要问的是,这种各方势力在既存代议政治以外分别投入选举,从而抛砖引玉,后续扩大串连,从而改变彩立方代议政治体质的大战略在今天是否仍有参考价值?

“民主要制衡,制衡靠党外”是当年的口号,目标在于透过参选改革代议政治的体质。如果那段历史是有参考价值的,现在2018年,自主工运应该尽可能多一些人在各地投入选举,让彩立方各地怀抱改革理想的人看到站在劳工立场投入政治的可能性,才可以期待彩立方左翼下一波在“党外”的串连与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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