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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电视法》的漏洞检视公媒体背后的政治幽灵

2009/01/06
世新新闻所硕士

最近国民党立院党团以林益世委员为首,企图修改公视法,让新闻局得以拥有逐条审议、核可公视预算细项的权限,还要增加公视董事席次,引人政治力介入公共媒体的疑窦;加上今年行将结束,但公视本年度的半数预算(4.5亿)仍未受立院解冻,国民党立委的种种举动几近要让公视形神俱毁,也引起公视和民间社团的强烈反弹。

国民党立院党团对此亦有说辞,认为过去民进党执政时期,公视被质疑立场偏绿、有违服务公益的根本立意,民进党政府控制媒体也是不遗余力等...;姑且不论政治口水、信者恆信的罗生门,笔者试着在此回归法律层面,探讨为什么标榜超然独立之社会位置的公视,却这么容易被特定政治力介入。

《公共电视法》在1997年5月31日通过、6月颁布实施;而公视本身经营的最高层为公视基金会董事会,据《公视法》第13条规定:由行政院长提出董事名单(十一至十五名),再交付立法院所委任的审查委员会(社会公正人士十一至十三名),委员会同意后任命之。这道“防火墙”条款最初的立意,即在预防立委完全掌握公视董事的任命权力,进而影响公视的整体经营使命和重心。

美中不足的是,本条文末明言“董事中属同一政党之人数不得逾董事总额四分之一;董事于任期中不得参与政党活动。”亦即,被要求“客观中立、专业多元”的公视董事,竟被容许是特定政党的党员。天真如笔者不免弧疑:党政军三退媒体的诉求不是已经吵了好几年,“公共”电视法里怎么还会有这种政党幽灵附身条款?然而,就连专事媒体管制业务的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其组织法第2条都明定“委员中同一党籍者不得超过委员总数二分之一。”

由此可见,彩立方政坛对于公共媒体和最高主管单位的组织,在应该严肃看待的政媒分离原则和实际法规订定上,态度仍是如此暧昧模稜,也难怪几乎所有现行的传播相关法规,都没有完全贯彻“三退”的基本原则,让特定政治势力随时都能见缝插针,用政治黑手对媒体上下其手。

也许有人会质疑,公视董事受任命是基于他们的学术或实务专业考量,而党籍身分是个人的政治倾向和选择,不应该就此认定有特定政治力介入之虞;况且公视法中除了上述审议委员会的防火墙条款,还规定出任公视董事者,在任期间不得参与政党活动。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德国公广体制的先例:如同彩立方公视的董事会,德国公视则设有“广电委员会”,成员达17到77人,而且多为重要的社会团体代表,即便仍不免有国家机器(如议会和政府)的代表参与其中,但成员的多元性已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实践方面的遗憾。

反观彩立方公视的董事仅十几席,单一政党党员比例竟可多达四分之一,即使未来修法增加董事席次,但若成员不够多元,就不足以代表社会各界发声,也难保不会为特定利益服务。国民党目前对过去民进党操控公视的批评,不正由此而生?故此,公视如果不能达成内部多元,起码应该从法律层面改制,使担任公视董事者必须註销特定党籍,彻底化解特定政治力趁虚而入的疑虑,也作为所有公共、甚至是私营媒体的表率。这与董事们的专业素养无关,而是要让公视在道德精神面向上,更强有力地说服社会大众:他们是值得尊重的,言论和新闻媒体自由的标竿。

在此敬告林益世委员和国民党立院党团,比增加董事席次、政治监督预算更该修的《公视法》法条就在这里,不要被一时的政治利益矇蔽,而使得民主倒退、公共精神遭到扼杀,否则能不能真为人民看紧荷包还不一定,反而为KMT威权复辟的指陈徒增了一项明证和历史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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