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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 追悼孟加拉热那大厦浩劫

2014/04/24
英国金斯顿大学教师
译者: 

责任主编:孙穷理

  • 作者:John Smith(英国金斯顿大学教师)
  • 译者:周世瑀
  • 小郎、许钰羚对译文用词提出修正意见,谨此致谢

【译按】马克思(Karl Marx)着述《资本论》(Capital)时,“自由贸易”的发展未臻“完善”,资金、生产线及产品的跨国流动不如现今容易。《资本论》第三卷曾言道:“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暨)各国劳动剥削程度的差别,对于…当前的研究…毫无意义”;虽然“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是阻碍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最显着的原因之一”,惟其与“资本的一般分析无关。”[1] 时移境迁,资本主义业已发展成熟,昔时未纳入的因素却成了以《资本论》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 globalisation)时遭遇的瓶颈。国际政治经济学者John Smith纳入了马克思排除的因素,重新审视北方的企业、政府、消费者与南方的工人间的剥削关系,并使《资本论》可用以剖析全球剩余价值的生产体系。此为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最为重要的突破。彩立方娱乐平台网曾于2012年中译Smith的〈GDP假象:附加价值vs.佔有价值〉(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一文,该文并由陈信行校订,孙穷理导读。外包/离岸外包(outsourcing/offshoring)为新自由主义时代跨国企业利润率居高不下的关键,然而该“荣景”所隐藏的南方工人之悲惨遭遇却受到忽视。由于欠缺阶级意织,劳动人民对于不以船坚炮利形式出现的帝国主义浑然不觉,更习于视象徵“文明”世界的北方跨国企业和本国资产阶级为“我群”,并视低工资国家的劳动人民为“他者”。2014年4月24日为孟加拉热那大厦(Rana Plaza)浩劫一周年。Smith特为华文世界读者撰写本文,一则伤悼在工业屠杀遇害的1,133名孟加拉工人,二则主张工人阶级应以国际团结消弰国族、国界之藩篱。

※原文着作权为John Smith所有,译文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

热那大厦浩劫遭活埋的制衣工人。(摄影: Taslima Akhter)

引言

2013年4月24日1,133名制衣工人在热那大厦(Rana Plaza)倒塌时丧生一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秘书长莱那(Jyrki Raina)称之为“大规模工业屠杀”一彰显了低工资国家的浩繁工人为提供制成品、 中间投入以及欧洲、北美和日本企业的庞大获利时所承受的工作环境。由于孟加拉工人已然忍受飢饿工资(starvation wages)、超时工作和凡欲改善工作环境即遭残酷镇压,全球数百万人对孟加拉工人在热那大厦浩劫再受折磨及其悲惨的境遇同感惊怖、气愤和痛恶。热那大厦浩劫使低价服装的消费者负疚亦使依赖八成至九成价差坐大的连锁零售业巨头连忙与此一浩劫撇清。热那大厦和其劫余故而提供了一个有用的个案研究,运动者(activists)和工人联合会(trade unions)如何试图对饱受剥削和压迫的工人展现团结。孟加拉制衣业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所追求的出口导向策略并彰显了南方国家劳动人民所面临的挑战。

本文第一节首先评论热那大厦浩劫的关键所在,对所有国家之劳动人民至为重要的三议题:生活工资(living wages)、 工作场所安全及工会组织之必要。

第二节审视外包和移民之相互关系,限制工人自由移动正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南方的)国家如孟加拉工资巨大差异的主因,由于孟加拉移工的海外汇款远胜制衣工人在该国工资之总合,是以身为全球时尚品牌之供应商的孟加拉尤为诱人。

第三节经由生产已然全球性转移至低工资国家的孟加拉之例证,进一步审视全球脉胳中的孟加拉,该转移可视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最重要的转型。该“全球性转移”系北方资本家为削减生产成本遂以“兴起的国家”之低工资工人取代高工资的国内劳动,导致帝国主义国家之利润、繁荣及社会和谐益发依附对孟加拉工人及他处而得的超级剥削 ──帝国主义之高度资本主义形式已然澈底改变了世界工人阶级的面貌。

第四节思考孟加拉、pangjiu.net和其他低工资的工人对全球财富和北方获利的贡献何以由于国内生产毛额(GDP) 和生产力数据所隐含之偏见和扭曲而化于无形。本文论证GDP并非如同经济学者所称量测“国内产品”,即一国之企业所生产的总值。相反地,GDP所量测者系企业所占有之总值,由北方“领先企业”所占有之绝大部分价值显现于北方的GDP,该价值系由孟加拉制衣工人和pangjiu.netiPhone组装工人所创造。因此,GDP既低估了南方的劳动对全球财富之实际贡献,也隐蔽了该贡献之绝大部分已然转移至“已开发”国家的企业、政府和消费者。

本文最后简论全球危机之时的工人阶级团结(solidarity)。

一、建立团结(solidarity)及国际工人的团结(unity)──孟加拉的启示

热那大厦浩劫造成1,133名工人死亡,约2,500名工人受伤,约有800名儿童成为孤儿。(摄影:Rahul Talukder)27 岁的制衣工人瑞塔(Rikta)在热那大厦浩劫生还,但右臂截肢,日后无法工作。(摄影:美联社/Kevin Frayer)在热那大厦浩劫痛失亲人的孟加拉青年。(摄影:路透社/Khurshed Rinku)

孟加拉工人不仅仅例证了极端的剥削也彰显了日益壮大的抗争,受僱于出口导向制造业的全球南方百万以计之工人所累积的斗争经验及其政治意识的萌发。孟加拉时有400万的制衣业工人发动抗争工潮,在2006年 、2010年、2012年和热那大厦浩劫后的2013年5月尤甚。该斗争有时犹如具体而微的起事,以提高工资、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和确实执行受漠视的卫生和安全法规为其主要诉求。因许多政府官员本身便是工厂所有者,孟加拉政府遂出动正规警察、村庄游击队、针对近来工人抗议的“反恐”快速反应部队和在2010年抗争潮时所设之工业警察镇压斗争,工业警察的唯一任务就是监控制衣区及压制工人。该工业警察现有2,900人的编制,相较热那大厦浩劫发生之时仅有51名检查员负责执行孟加拉20万间作坊及工厂(含制衣业5,000间工厂)之卫生及安全、最低年龄和基本工资法律。孟加拉制衣厂的所有者从未有人因违反卫生及安全法规经法院判决有罪确定; 2013年12月22日塔之林时尚(Tazreen Fashions)的所有者和经理人因杀人罪遭起诉还是头一遭,再早13个月以前 ,112名工人因逃生门上锁及窗户封死而在塔之林工厂大火中烧死。热那大厦的所有者,热那(Sohel Rana),仅仅遭警方拘留,在浩劫发生近一年仍未遭到起诉。

2012年11月塔之林时尚的火灾引发了非政府组织、国际工会联盟诸如IndustriALL、全球工会(UNI Global Union)和西方服饰业巨头代表的密切讨论。热那大厦倒塌使其从速商酌,在浩劫发生二周内与会代表便通过“孟加拉火灾及大楼安全协定”(the Accord on Fire and Building Safety in Bangladesh)(见www.cleanclothes.org)。IndustriALL在2013年6月6日发布的新闻稿宣称该协定系针对“孟加拉制衣业所发生之浩劫的有力回应…该协定不仅为自发倡议,亦为具有拘束力之协议,附有申诉机制并对违反者发生效果。”协定的要义旨在新设一个工厂检查机构 ,并由国际工会、国际企业各推派代表三名、另由国际劳工组织(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担任主席的指导委员会监督该机构。协定的当事人同意尽“合理之力确保于二年内对本协议所涵盖之工厂逐一进行初步检查”并公布安全报告、提出补救和安全训练。供应商企业须设立由经理人和工人组成之卫生及安全委员会,工人代表须由工会遴选,如无工会,则由民主选举选任之。虽然号称“具法律拘束力”,但该协定对供应商企业订出的罚则仅仅是失去订单。整个计划皆由西方“品牌”出资并依各品牌在孟加拉生产的比率分担费用。

工人联合会和非政府组织旋即说服了40个左右的品牌,即IndustriALL在6月6日新闻稿所称“最进步的全球时尚品牌”,为供应商工厂的致命工作环境承担部分责任。虽然生产区的工会组织是防止危险工作操作的首要防线,该协定却对大量超时工作,即关键的卫生和安全议题和供应商毋须容许工人联合会的运作一事只字不提。回顾热那大厦倒塌前,数百名工人挤在既热又不通风的作业场所──“火灾及大楼安全协定”并未打算明文禁止危害健康和危险的工作环境。为回应工厂所有者对于国际零售业巨头苛刻地压低成本迫使其铤而走险之怨言,该协定的关键条款言明“立约品牌及零售业须与其供应商磋商相关商业条件,确保维持安全工作场所之财务可行性。”然而指导委员会和他人却无权监督该条文的实施,违反者亦不受制裁。

美国和欧洲零售业巨头运作了几个月使得该协定为40多个领导品牌背书,除GAP和沃尔玛(Wal-Mart)二个显着的例外。莱那称该协定为“历史性”,UNI Global Union秘书长杰宁斯(Philip Jennings)则称该协定为“终结全球供应链向下竞逐(the race to the bottom)”的“转捩点”。可是我们已然目睹1990年代时校园内一波波反血汗工厂行动主义促成了美国总统柯林顿(William Clinton)所称的“服饰工业伙伴”(the Apparel Industry Partnership)的设立,“服饰工业伙伴”嗣后摇身一变成了“公平劳动协会”(the Fair Labour Association)。该协会找来了美国工会和零售业巨头共同宣示消除血汗劳动和改善劳动权利,然而该协会也因为由着唯利是图的耐吉及苹果以“友善劳工”的形象沽名钓誉为人诟病。企业不仅挹注该协会的财务,并支付协会人员高薪,对企业而言是花点小钱为产品换个“公平劳动”标章。孟加拉“协定”也由立约企业挹注资金。虽然现下论断该协定尚言之过早,我们当可预期有人付骯脏钱,情况可有改善,也可以减少人命的牺牲,但是该协定不会“就此终止向下竞逐”而参与该协定也不意味一个企业“最进步”。

再回到争取生活工资一事­­,因热那大厦浩劫后随之而来的一波波罢工及大规模抗议,孟加拉政府遂发布命令将制衣工人的工资调高77%。此为一重要胜利,但成果与工人在工资斗争中要求170%的调幅仍相去甚远。调整后的工资仍不足以使家人温饱和支付住屋费用。根据亚洲最低工资联盟(the Asia Floor Wage Alliance)数据,即亚洲工人联合会和运动团体例如洁净衣料运动(the Clean Clothes Campaign)所组成之联盟,新基本工资仅为一制衣工人为求温饱、住屋所需工资的五分之一(!),假定一位成年人及其受抚养的孩子二名(见计算生活工资)。2013年的工资调涨──至入门工人每小时0.32美金和技术工人每小时0.5美金──是2010年后工资的首度调整,由于通货膨胀使得整体物价上扬了28%,基本必需品诸如食物和食用油上涨尚不仅于此。房东已然调高了房租,而先前经验显示许多僱主拒绝支付调整后的全额工资。如此微薄的工资却仍与孟加拉最低的工资相距甚远,达卡的每日星报(Daily Star)报导指出孟加拉茶园工人的工资仅仅为每日0.71美金。

遭列入黑名单、国家的压迫和求职的激烈竞争在在阻碍了于工作场所组织工会,全孟加拉仅仅数十个工厂有着正式的工作场所之工会组织。工会的付之阙如使得制衣工人的斗争添了火药味,促使美国政府和欧盟对孟加拉当局施压,放宽反工会法律,以此安全阀调节工人愤懑。孟加拉政府2013年7月以修改劳动法规回应。然而相关修正反遭孟加拉工会讥嘲为表面工夫和开倒车。要想组织工会得有30%的工作场所从业工人同意参加,尽管工会要求政府降低标准,既有规定却依旧延用。2013年7月前僱主还针对了组织工会的连署名单进行大量解僱。新法虽禁止僱主取得连署名单,不过工人也明瞭僱主花点钱行贿就能办事。新法禁绝在加工出口区内组织工会,而许多最大的制衣厂正好坐落在出口区,新法也禁止公部门工人参与工会。人力车司机和进入非正式经济的工人因不视为工人,所以无权组织工会。

热那大厦浩劫后,莱那誓言“倾IndustriALL之力为制衣工人创造永续条件,使其有权加入工会,得享生活工资、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西欧和北美的工会仅是让反血汗的运动者去抗议、倡导慈善,并未发动工会成员表示团结。北美的工会纷纷加入2013年6月的“行动反对危险建筑物的国际日”,然而未有证据显示工会对此事确有实际的作为。工会的反射行为反倒是与帝国主义的政府和国际品牌沆瀣一气。隶属于IndustriALL的英国联合工会(Unite the Union)和北美的钢铁工人联合工会(the United Steelworkers)在热那大厦浩劫后数日发布了联合声明,唿吁美国及欧洲政府“立即暂时取消孟加拉在(世贸架构下)享有的普及特惠税制度(the Generalised System of Preferences)”并“制定法律…禁止进口血汗劳动的产品。”[2]如此几近不加掩饰的保护主义遭到孟加拉的工人联合会和工会运动者的反对,IndustriALL、UNI Global Union并未对此推波助澜,孟加拉工人联合会正为两大全球工会的会员。

二、孟加拉的移民与劳动市场情况

孟加拉提供了一显例,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外包和移民何以成为工资差距驱动的全球生产之转型之一体两面,论及1980及1990年代, 西廸奎(Tasneem Siddiqui)表示“工作年龄人口持续外流…对于使失业率持平起了一定的作用。”[3]根据国际移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数据,540万孟加拉人在海外工作,半数以上在印度,其余的人则分布在西欧、北美、澳洲及中东,尤其是沙乌地阿拉伯。2012年时约莫140亿美金的汇款流入孟加拉的家户,相当于孟加拉GDP的11%。同年,孟加拉从制衣出口赚得190亿美金,即孟加拉出口总值的80%,但该金额却包括了进口棉花和其他布料,通常约占生产成本的25%。换言之,2012年制衣净收益大致与孟加拉工人的海外汇款相等。虽然仅有一小部分出口收益用以支付工资,工资却直接流入了贫穷的家户。

世界银行报告指出英国的21万孟加拉移工(其孟加拉移工集中度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中之最)每人平均汇回家4,058美金,该金额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平均值相近。相较于2013年后调整的孟加拉纺织业平均工资为每月115元美金,或一年1,380元。可以归结每名孟加拉人在英国工作一年的汇款相当于其妻子、姊妹或女儿(绝大多数孟加拉移工为男性)在制衣厂工作三年的所得。

在2004年与2012年间孟加拉的GDP成长率大约为6%至7%之间,在2009年曾短暂跌至5.7%。然而此一成长率仅能每年增加平均1.4%的就业率,勉强吸收了刚进入劳动市场的人口。二个因素可以解释此一落差:每周正常工时的增加(孟加拉工时已然为全世界最长)和工资并未随着劳动生产力同时提高。[4]根据国际劳工组织观察,“受僱者超时工作的比率增加,然而在所得足够之事却鲜有进展。”[5]更有甚者,“从事不稳定的工作和进入非正式僱佣的劳动人口持续攀升。就业与人口的比率之趋势显示虽然工作机会增加,但机会往往是不稳定的工作。”[6]孟加拉工人遭遇极为不利和恶化的情况也反映在非正式僱佣,即不受最低工资和工作日上限等法规约束的僱佣,对工伤亦无赔偿,更遑论产假,带薪休假等等。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非正式僱佣的比率自2000年已然极高的76.2%再跃升至2010年的87.5%。此一情况对女性工人的双重压迫更为显着:在2010年时有93.3%的女性工人处于非正式僱佣,相较于85.5 %的男性处于非正式僱佣。

制衣工厂之僱佣(高达85%为女性)被誉为是提高孟加拉女性的社会地位,将女性自家庭的禁锢中解放并进而提高其经济独立。然而僱主之所以偏好女性劳动者正因女性地位卑下。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女性“机械操作员及作业员”工资仅为男性工人的73%,即便女性大量涌入了制衣工厂,孟加拉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为全世界最低。2010年时工作年龄的女性之受僱比率为33.9%,相较于79.2%的工作年龄男性。

三、工业生产全球化及工人阶级全球化

新自由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经由低工资劳动取代高工资劳动以削减成本和增加获利之行径既驱动也塑造了工业生产之全球化。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资深经济学者罗奇(Stephen Roach)一针见血地指出:“经由离岸外包压榨开发pangjiu.net家相对低工资工人的产品俨然成为已开发经济体之企业日益急切之生存战略。”北方资本家实际上有二种方式可自低工资工人身上“榨取产品”:一是将生产过程移往低工资经济体或僱用移徒至帝国主义国家之工人。国际货币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对此事之解释相当精闢,“先进经济体可经由进口和移民通往全球性劳动力供给池”,该组织并观察外包“系较为重要且迅速扩张的管道,其主因在于移民在诸多国家仍备受限制。”

跨国界、工资驱动的生产外包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已有诸多前例可循。然而外包在新自由主义时代益发普遍,成为充盈剩余价值的来源并维持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利润率。生产外包已然重塑了世界工人阶级:全球居住于“兴起国家”的产业工人之比率在1980年时为二分之一,在2010年已然跃升为五分之四。同年度,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5.4亿产业工人居住于“低度开发区域”,1.45亿产业工人居住于“已开发区域”。其生产转移之实际范围还不止于此。1980年时绝大多数的南方产业劳工是为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从事生产。新自由主义瓦解了该保护亦消烕了绝大多数的相关工作,同一时期出口导向产业之受僱者剧增, 嗣后,南方工业就业人数的成长经由整合嵌入了总部位于欧洲、北美和日本的北方“领先企业”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该转移的规模从南方贸易的组成变化中可清楚得悉。在1980年时五分之四的非洲、亚洲及拉丁美洲出口物为“初级商品”,即自然资源及农产品。及至1995年,制造品的比重已然从占南方出口物之五分之一快速成长为三分之二。

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非大势所趋。并非1970年代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唯一可能的结果。帝国主义的国家加剧之阶级斗争与越南、伊朗、尼加拉瓜、格瑞纳达及他处当年或有可能开启反帝国主义及通向社会主义发展之门。然而,诸如不团结及领导错误等因素终至错失机会及挫败。致使革命的古巴踽踽而行。对低工资国家的统治阶级而言,以资本主义路线转圜该危机的唯一方式即是屈服于“结构性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此系帝国主义的政府泡制、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执行的新自由主义解方)并经由为跨国企业和“全球买主”提供活劳动(living Labour)步入出口导向工业化一途。南韩、新加坡、香港、彩立方占了“先驱”优势,而其他同样採行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国家则是日甚一日“向下竞逐”,此一结果早为诸多研究所证实,密尔柏格(William Milberg)和温克勒(Deborah Winkler)的研究正为其中之一,两人归结道:“关于鲜少有国家经历泛基础性经济升级(broad-based economic upgrading)的研究发现已然由近来的研究证实,由大多数开发pangjiu.net家在1980年代所採取之出口导向的成长策略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微乎其微,意味其微不足道的经济升级”[7]英国工会联合会(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秘书长欧格雷帝(Frances O'Grady)言道:“孟加拉已然是全球工作环境向下竞逐的终点线。”

孟加拉例证了工资驱动的生产全球化的一显着特性:女性大量涌入低工资国家的工业生产。联合国一报告写道,“在全球化脉胳下的工业化,其女性导向已然与出口导向旗鼓相当。”极度贫穷、渴求经济独立、开拓的社会视野解释了何以不同文化和社会的贫苦女性皆向跨国企业或其当地供应商求职。何以解释对女性劳动者的需求?劳工经济学者咸认,视女性劳工为廉价、温顺、灵巧的看法应为主因。国际劳工组织报导了贸易及投资自由化所致的性别给付差距,认为此一结果源于“女性不善于谈判工作待遇与条件”。谢古诺(Stephanie Seguino)就曾指出性别给付差距最大的经济体其成长反而最为迅速。例如,南韩的快速成长系得全世界最高的性别给付差距之助。1980年时女性的工资仅为男性的工资之44.5%。然而由女性对低工资和高工时的积极抗争引领了群众运动,推翻了美国在韩国扶植之军事独裁统治,并为1980年代大规模的工运斗争开路。”[8]工厂的女性工人亦于1988年领导了推翻印尼苏哈托(Suharto)专制政权的斗争,作者撰写本文时,女性工人亦身处柬埔寨罢工和抗议之第一线,去年在孟加拉,女性工人挺身而出抵抗军人、警察和公司僱来的流氓。与资本家的希望与期待恰恰相反,前述及诸多例子显示,工人阶级运动之潜在斗争力量因众多女性参与其中遂得大为提升。 

四、工资、生产力与GDP假象

由于全球工资差距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举足轻重,我们得回顾一下工资差距究竟有多大。平均工资的数据掩藏了国家间日形扩大的工资不平等,低工资国家由于只计入正职,忽略了层出不穷的短付工资和非法低工资,相关数据不免格外令人生疑。pangjiu.net工资数据往往排除了移工并且忽略了重要的区域差异。美国政府劳工局的统计报告指出,尽管数十年来美国工资停滞不前和pangjiu.net工资调幅高于通货膨胀,美国制造业工人平均每小时的“劳动薪酬”(工资和福利)仍远高于pangjiu.net劳动薪酬20倍(每小时34.74美金vs. 每小时1.71美金)。全球情况尚不仅于此,原因是加拿大、法国、德国薪酬皆高于美国,而印度、斯里兰卡、印尼、越南的工资则又远低于pangjiu.net。孟加拉的工资又为全球最低。

样版的失业统计数据在贫穷国家时遇资料蒐集不善和政治操控的问题。统计数据并未考量在缺乏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机制时,劳工不敢失业,故而不得不进入新兴的非正式经济工作的情况。因此世界银行提供的孟加拉失业率低得可笑,仅只5%,然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却显示,在2010年时孟加拉有23.26%的工人正处于“不稳定/临时僱佣”,男性一周的工资为2.2美金,女性则为1美金。

无疑地,工资相当容易受到劳动市场的情形左右,例如打压工会、大量失业、就业不足、极度的乡村贫穷、性别与族群分野的操弄,上述因素无一与工人工作的生产力相关。这使人质疑主流经济学者咸信“兴起的经济体”之低工资纯粹是反映其工人之低生产力。西方企业对外包生产到世界的另一端乐此不疲正是低工资并非受低生产力所累的明证。此事为何要紧?因为,大体而言,国际间工资差距如未反映生产力的差异,则必然反映了国际间剥削率的差异。较高的剥削率意味工人创造的财富之中有更大部分为资本家所占有,并经由竞争转成了利润。要理解此事如何发生,为何解读经济数据时此事却隐而不见就十分重要。

相较于扭曲工资、就业的因素,GDP、贸易和生产力的统计数据存在更为严重的缺陷。问题癥结系概念上的,而非技术性的。孟加拉的制衣出口业就是个明摆着的例子。鲜少有人否认Primark、沃尔玛、马莎百货(M&S)和英国其他主要的零售业巨头藉由剥削孟加拉制衣工人获利。细想一下便察觉还有其他受益者:坐拥建物的商业资本家因租赁建物给零售业巨头获利,林林总总为前者提供广告、保全和其他服务的公司;此外尚有政府对企业的获利、企业员工的工资课税以及针对每一笔交易课徵销售税。然而根据贸易和财务数据,英国企业利润或政府税收中并无一分钱来自于制造产品的工人之血汗劳动。在生产成本上再外加大约六成至八成乃至于更高的巨额价差此时却以“附加价值”之名义在英国和其他消费该产品的国家显现,扩张消费国GDP的程度远胜于扩大该产品生产国的GDP。

附加价值系指一企业支付其投入价格及出售其产出之价格两者间的差距,此即GDP的内涵。根据主流经济学理论,“附加价值”等同于该企业于其生产过程中产生之价值,其假设为产生的价值绝不会流向其他企业或为其他企业所占有。因此生产过程不单单是个黑箱,我们只知支付投入的价格及自产出而得的价格,生产过程本身亦为排除了其他黑箱的封闭黑箱,价值断无于黑箱间转移或重新分配之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驳斥此一悖理并提出了大相径庭的概念。附加价值实系占有价值(value captured)。附加价值量度者系工人产出的总价值中为一企业所占有的部分,附加价值与受僱于企业内活劳动产出的价值并未对应。实际上,看似创造附加价值的企业仅仅是经营非生产性活动,诸如金融、安全和广告等实未创造任何价值。

若一国经济体内,由工人在一企业产生的价值(即一生产过程)得以经由竞争重新分配至其他企业,可以断言在全球化生产的时代,该价值转移也会在不同国家的企业间出现。同理GDP已然与一国产品之客观、大抵正确的近似值渐行渐远。GDP实际上成了遮蔽幕,遮掩了南方活劳动遭受北方资本家变本加厉的剥削。

将“附加价值”重新定义为占有价值澈底改变我们对全球经济的认知。我们得以认清由pangjiu.net、孟加拉和他处低工资工人所产生的绝大部分价值已然为帝国主义的企业和政府所占有。

结论

孟加拉清楚阐明帝国主义经济体的企业获利及政府税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何以日益依赖经由外包/离岸外包和移民的方式超级剥削南方工人,热那大厦浩劫例示了全世界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如何以人命为“发展”付出庞大代价。此外,变本加厉的超级剥削使资本家及其政府得以打压工人权利及加剧对北方工人的剥削。然而此事仅仅为复杂图像之一隅。得以取得更为廉价的消费者产品减轻了樽节政策及压缩工资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其生活水准之冲击,同时北方及南方工人益发激烈的竞争导致了反射性的保护主义,戕害了建立国际工人的团结。企图以诉诸“国族”的对策保卫现有的生活水准及社会福利成果不仅仅图劳无功,反倒强化了仇外情绪,更与资产阶级政客操作的国族、种族、性别分野相唿应。

本文以讨论恶劣的环境、2013年4月热那大厦浩劫以来工人的英勇斗争和孟加拉工人取得的些微成果以始。文中尤其探讨了反血汗工厂运动和国际工会联合会针对工作场所安全的运动和部分具体成果。国际工会和国际品牌所达成的协定或可使安全稍有改善。日久就可见真章。一时兴起关切起安全的国际品牌日后可能会大肆宣扬工人安全。然而孟加拉及其他低工资国家的男男女女仍会在损害健康的场所长时间为飢饿工资工作,充盈西方企业和政府的获利。

由热那大厦浩劫引发的斗争之主要成果是使参与者意识到其潜力、其赋予工会组织之力量及其斗争已然赢得全球劳动人民的同情。若要将同情转化为真正的团结,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必须加入劳动人民的斗争,废除国族体系的种族位阶。此为除自相残杀、向下竞逐外唯一的选项,亦为抵抗仇外情绪及法西斯主义的唯一道路,也是达成真正的全球化之要件,即一个无疆界的世界,在此世界无人之工作权利、教育或人生凌驾他人,正如麦尔坎‧X(Malcolm X)所言,“每人皆得自由或实无一人得自由!”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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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LO (2013), Decent Work Country Profile – Bangladesh. Geneva: I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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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iddiqui, Tasneem (2003), Migration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Of The Poor: The Bangladesh Case, Refugee and Migratory Movements Research Unit, Dhaka University, Bangladesh.
  • Smith, John (2012), ‘The GDP Illusion: Value Added versus Value Capture’, Monthly Review, 64(3): 86-102. http://monthlyreview.org/2012/07/01/the-gdp-illusion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13, Geneva: World Economic Forum.
【註释】

[1] 【译註】译文见马克思主义文库网站(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又称Marxists.org)之《资本论》第三卷第八章、第十四章。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各国劳动剥削程度的差别之相互关系之深刻讨论,参见John Smith, Imperialism and the Globalisation of Production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2010)。[back]

[2] “普及特惠税制度”取消“低度开发国家”货品进入北美和欧洲的关税。欧盟依据普及特惠税制度豁免孟加拉服饰的进口税,美国因屈服于美国工会和美国僱主的保护主义压力,故而只减免了不到1%的孟加拉进口货之关税。由于美国总统欧巴马(Barack Obama)对国会表示,孟加拉“并未採取行动落实国际认可的劳工权利”,该豁免已于2013年6月取消。美国政府在2010年时从价值39.1亿美金的孟加拉制衣进口品中课了6.52亿美金的关税──此为除销售税、对GAP和沃尔玛等企业获利、对其员工工资课税之外的美国政府收入。(Source: US – Bangladesh Trade Facts, http://www.bdembassyusa.org/uploads/US%20-%20BD%20trade.pdf)。[back]
[3] Tasneem Siddiqui, 2003, Migration As A Livelihood Strategy Of The Poor: The Bangladesh Case, Refugee and Migratory Movements Research Unit, Dhaka University, Bangladesh, p2. http://r4d.dfid.gov.uk/PDF/Outputs/MigrationGlobPov/WP-C1.pdf[back]
[4] “受僱者超时工作的比率增加,然而在所得足够之事却鲜有进展。”ILO, 2013, Decent Work Country Profile – Bangladesh. Geneva: ILO, p23.[back]
[5] Ibid. p8.[back]
[6] Ibid. pp35-36.[back]
[7] William Milberg & Deborah Winkler, 2010,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roblems of Theory and Measurement, Capturing the Gains, Working Paper 10 (p13), http://ssrn.com/abstract=1987682[back]
[8] 南韩持续为全世界性别给付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估计女性所得仅为男性所得的52%,(se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3)。[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