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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研究:美国由少数富人统治

专栏作家
译者: 
南方国际编译团队成员
【前言】11月4日投开票的美国国会期中选举,从结果看来是共和党大获全胜,于参议院及众议院都拿下了多数席次。两党席次比数分别为,参议院民主党:共和党为45:53;众议院则是188:247。许多评论都指出,在这样的国会局势下,美国总统欧巴马未来施政恐将面临重大考验。

同时,本届美国期中选举创造了一项难堪的纪录──全美平均仅36.3%的低投票率,打破了二次大战后1986年及1998年38.1%的最低纪录。过往来说,虽然期中选举的投票率比起总统大选,确实有偏低的倾向,但在2012及2001年的投票率都还维持40%的水准。(但也还是很低)

此外,本次期中选举还打破了另一项纪录──选举总花费约为36.7亿美元,创下史上新高。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露丝‧巴德尔‧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最近表示:“我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这种金钱购买的民主,将使我们的民主政治远远地偏离其应有的样貌。”她并批评2010年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该判决认为商业机构资助联邦选举候选人,属于宪法中的言论自由,不应加以限制。此一判决使得了企业与富人能够投入更多资金以影响选举结果。

选举投票率低落在政治学上的解释很多,其中一个说法是认为民众觉得投票无法影响政治,所以干脆放弃。而我们同时又能看到企业与富人非常积极地在“参与政治”,影响选举。此消彼长下,是否意味着美国常拿出来说嘴的“民主政治”,实际上受富人所主导?

美国两位政治学者在半年前连袂发表了一篇论文,讨论美国政治是否由“经济菁英垄断”。以下是专栏作家约翰‧卡西迪(John Cassidy)在杂志《纽约客》(The New Yorker)上针对该论文的简评,原文标题为"Is America an Oligarchy?"此文对于世界上以民主政体自居的国家,都具备相当的参考价值。

乌云密佈的国会山庄,即便有民主政治的表象,但实际上政治权力可能是由富人所垄断。(图片来源:NewYorker

 

学界一份新的研究结果,证明了你怀疑已久的事实:富人以及商业组织的代表,有力的影响着美国政府的政策。

在不同的收入群体间,针对广泛多样的议题做过政治意向调查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者马丁‧基利恩斯(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政治学者班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发现,相较于中产阶级和贫困的美国人,富人们的喜好在后续的政策决定上有更大影响力。事实上,低收入群体以及代表他们的利益团体意见,对政策的制定似乎罕有影响,甚至未见关联。

“我们的分析指出,大多数美国公民对我国政府採取什么样的政策几乎没有影响力”基利恩斯和佩奇这么写道:

“美国人确实享有许多民主政治的核心特徵,比如定期选举、结社和言论自由以及广泛(虽然仍有争议)的特许经营权。但我们相信,如果有力的商业组织和少数富有的美国人控制了政治决策,那么美国宣称的民主社会将受到严重威胁。”

这是个相当惊人的说法。在他们的研究结论中,基利恩斯和佩奇更进一步地断言:“我们的发现显示,美国并非由多数人统治──至少与政策的结果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当多数公民不同意经济菁英和╱或利益组织时,他们的反对往往无法成功。此外,即便大多数的美国民众支持改变政策,他们通常也无法如愿。”

无怪乎近期各报导普遍使用耸人听闻的标题,比如BBC的“寡头政治,非关民主”。两位政治学者在他们的结论中并未使用“寡头政治”这个说法,“寡头政治”意味着少数统治阶级把持政治系统,以排除他人参与,相较而言,他们更偏好以这个略带贬抑的片语描述此现象,“经济菁英统治”。

基利恩斯和佩奇在报告中提出的证据需要小心地检视。举例来说,他们仰赖的意见调查显示,在许多议题中,不同收入群体的人们有着相似的意见。在该论文如此表示:“普通公民和富裕公民(我们用以代表经济菁英)对于政府往往有一样的期待。”这可以反映于政策的产生,受到在收入光谱上或高或低的群体所支持的政策,比起完全未受支持的政策有更高的机会成案。在这样的范畴内,民主政治维持运作。

但问题是当某些收入群体─尤其是富人─支持或反对某事,社会上其他群体却抱持着不同意见时,会发生什么事?为了解答这个疑问,他们建立了一套多变量的统计模型,包含三项因果变量:在美国人收入分配中第九十百分位者的意见(富人)、第五十百分位者的意见(中产阶级)、以及各种利益团体,如商业游说团体和工会的意见。藉此方式进行分析后,两位学者便可以测量各群体相互独立的影响。

以下是资料分析的结果:当经济菁英支持某项政策改变,将有二分之一的实现率(确切的估计值为45%);当他们反对採取某项措施,该案成功立法的可能性不到五分之一(确切的估计值为18%)。这两个同样低于50%的数据反映出维持现状的偏见:在美国政府制度的分裂下,要让任何政策全数通过是相当困难的。

该研究指出,在某些议题上,富人们行使着有效的否决权,若他们反对某事,那便不太可能发生。这与中间选民理论(median-voter theorem)明显矛盾(该理论认为,政策的产生反映选民主要偏好及其代表的中间区块意识型态),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个特别有争议的说法。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未能取消“附带权益”(carried interest)扣除额,这使得避险基金经理人和槓桿收购大亨,以人为的手段,使其大部分收入仅须被课以低税率。2012年一起事件的揭露,激起广泛公愤:当时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藉着投资公司“贝恩资本”(Bain Capital)以槓桿收购的方式赚取鉅款,却仅被联邦政府课以不到15%的所得税。但该扣除额问题至今仍未获解决。

该研究另一项有趣的发现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大众意见对已颁布政策造成影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如前所述,一项受到广泛支持的政策比起仅受少数人青睐的政策来的更好,但基利恩斯和佩奇是这么说的:“无论是受极少数或大部分民众喜爱的政策改革提案,政策因而产生变化的概率几乎相同(约0.3%)。”

这是份相当具刺激性的论文,而是否支持作者所言,也确实在政治学界引起了许多争论。其中一个质疑是他们用以分析的资料太过陈旧,其区间涵盖1982至2002年(从另一方面来说,似乎很难想像富人的影响力在过去十年中是下滑的),另一个质疑是针对统计学上的,基利恩斯和佩奇所使用的部分统计方程式的解释力不强,举例来说,我在上文提到的三变项概率模型,仅能解释不足总数据10%的变异情形。(以统计学专业术语而言,其R平方=0.074)

即便在这种研究中,这还是个相当低的数字,基利恩斯和佩奇的贡献在于提醒大家把焦点放在他们的讨论内容,且提出许多理由解释,为何这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也知道对于该研究其他可能的反对说法:

“普遍大众对于政治并不了解,且对于公共政策是无知的,为何我们该担心他们在资讯不足下产生的政治偏好是否无法影响政策制定?或许经济菁英和利益团体的领导者,比起一般大众在政治上具有更优秀的专业知识,又或许知道哪个政策有利于所有人?也或许他们在决定支持哪一项政策的时候,是为了寻求公共利益而非自身的目的……但我们对此存疑。”

我也是。无疑地,经济菁英在华府具有不相称的影响力,依其观点和利益扭曲的政策不必然有利于大众:政客们都知道这点,而我们也同样明白。唯一的争论在于此进程已达何种程度,以及我们是否应该将其指称为寡头政治或其他的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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