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使用以下帐号登入:

曾经,警察说我是假记者...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记者
 1月1日,警方于凯达格兰大道上,示范未来将指示媒体进入採访区的标语。(摄影:王颢中)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1月1日公佈《台北市警察局执行集会游行与媒体协调之工作守则》,表示经过与彩立方新闻记者协会等团体多次协商后达成共识,未来将于民众抗争事件现场设置“媒体採访区”及“意见表达区”,将记者与抗议民众区隔开来。同时也将安排警方担任“媒体联络人”,在现场作为指挥官和媒体间的沟通桥樑;当发生“违法陈情抗议”时,假若警方要强制驱离群众,为避免执法过程伤及记者安全,会预先提示记者进入採访区。

一直以来,抗争群众和警方之间的推挤冲突,警方强制驱散或架离抗争者的动作,往往是各家媒体争抢拍摄的重点。每个摄影记者都想尽量接近冲突现场,以获得更刺激、更直接的画面。因此划设採访区的行为,对于记者来说,与其说是保护,其实更像是限制;不仅侷限了採访自由,在媒体激烈竞争的现况下,也难以实际执行。

不意外地,这项作法引起各界的批评反弹,与警方共同协商催生“媒体採访区”的记协会长陈晓宜也遭许多记者质疑不具代表性、自我阉割採访权。市长柯文哲5日在受访时很快地坦承“这是很笨的政策”;然而,过了一天,柯文哲却提出“记者需穿着採访背心”的新作法。比较“笨政策”与“採访背心”两种作法,其共通逻辑在于,警方要明确区隔“记者”与“抗争者”两种身份,并採取不同的对待方式。因此,既然不能限制记者的行动范围,不如就要求记者穿背心以达成同样目的。

执法应依据“行为”而非“身份”

我曾经被警方指称为“假记者”。2007年3月11日,青年乐生联盟号召约150人前往当时行政院长苏贞昌官邸前陈情,希望能改变捷运新庄机厂的兴建计画、保留乐生院。当时我以彩立方娱乐平台网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採访,在警方开始动手将抗争者抬上警备车时,我感染现场悲愤的情绪,边拍照边跟着喊了几声口号。说时迟那时快,警方现场指挥官见状立刻指着我高喊“这个是假记者,把他抓起来!”几位警察迅速围上,将我架上警备车,和其他抗争者同遭“野放”。

 当我被点名是“假记者”时,只感到错愕与荒谬,没太多抵抗就被带上警备车。(摄影:卫红)

姑且不论那种警察会同情抗争,甚至转过身和抗争者站在一起的浪漫想像;也先不管《集游法》、《社维法》等恶法是否合理。警方在抗争现场行使公权力採取任何行动时,应该依据一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他的“身份”。只有当一个人行为明确违法时,警方才能使用适当方式来阻止其行为;警方的因应方式,无论是阻挡、驱离,甚或是逮捕,也都必须遵循《警察职权行使法》第3条:“警察行使职权,不得逾越所欲达成执行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对人民权益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衡量“比例原则”的规定行事。

以当年的“假记者事件”来说,警方必须判断抗争者的违法事实是否明确,以及违法状况是否已经严重或紧急到必须以强制架离的方式伤害其言论表达、集会结社以及人身自由的程度。如果说抗争者只是集会没有事先申请获得许可(集游恶法!),或者暂时佔用一条巷道,这样程度的“违法行为”,以强制架离来处理,是否合乎比例原则?我当时既没有坐在人群中和警察对峙,也没有妨碍警方驱离群众;跟着喊几句口号造成的噪音应该也不致于严重到违反《噪音管制法》。就算我嗓门奇大,叫声可比工厂,依法也应该是先对我劝导或开罚单,而非当场将我架离。很明显,警方透过将我的身份辨识为“假记者”,然后在欠缺我的违法事实状况下将我架离,恐怕警方自己就违反了《警察职权行使法》。

警方可能会说,为了避免有人一下子当记者、一下子当抗争者,变来变去,造成执法困难。但是,不论是记者、学生、老师、杂货店老闆或是陈晓宜六姑妈外甥的小学同学,若警方真能确实依照一个人的“行为”执法,那么这个人身份是什么?要怎么转换?根本就不成问题。甚至我们也必须认知到,在事件现场,每个人扮演的角色,採取的行动都会视情况而变。

举例来说,2007年8月10日,《自由时报》记者周富美在环保署採访环评会议时,不满遭排除在会议室外无法进入。为争取新闻自由,她当下向署方表达严重抗议,并试图冲撞会议室大门进入会场,最后遭警方强制驱离。此一事件从头至尾,周富美都是一名想要认真採访环评会议,为环境议题把关的记者,但为了要达到採访之目的,她被迫必须採取“抗议行为”,警方也没有因为她的记者身份而手软。因此,记者就不能够抗议吗?当然不。倒过来看,至于“抗争者”自行纪录、採访、报导的常见状况就更不在话下了。

只要有心,人人都有採访权

现在柯文哲要求媒体记者穿上背心,表示警方只愿意保障穿背心记者的採访权吗?柯果然是聪明人,一下就抓到重点,许多媒体工作者可能不爱被限制,却很习惯受到特别对待,通常也乐于和抗争者区隔。柯文哲6日刚说要记者穿背心,7日脸书上已经开始流传媒体记者穿着背心工作的照片。这种透过标示出记者与抗争者的身份差别,并给予差别待遇,以保护媒体记者“採访权”的作法,很可能会获得不少媒体记者接受或支持。(即便不是穿背心,毕竟背心蛮丑的......)在大型商业媒体机构任职的新闻工作者,因着媒体规模得以掌握更多权力,往往会获得警方或政府机构特别的“尊重”或“礼遇”。然而这种“媒体权力”(power),跟我们讨论应受保障的“採访权利”(right),是不一样的东西。

2011年7月公佈的〈大法官释字689号〉这么写着:“新闻自由所保障之新闻採访自由并非仅保障隶属于新闻机构之新闻记者之採访行为,亦保障一般人为提供具新闻价值之资讯于众,或为促进公共事务讨论以监督政府,而从事之新闻採访行为。”也就是说,由《宪法》第11条言论自由所延伸出的新闻自由,不仅保障媒体以及媒体记者,亦保障一般民众从事新闻採访行为。大法官的解释重点放在“行为”,而非“身份”或“职业”,更与“立场”无关:不管你是记者、抗争者、路人,或者卖香肠的阿伯都无所谓;你对抗争的立场支持或反对都可以;你甚至不需要自称是公民记者。只要你当下为了新闻或公共价值在拍摄、纪录、採访,那么你的採访权就应该获得保障。警方不能任意侵害,或以身份、职业、立场为由,给予差别待遇。

与新闻自由杀手共谋

今天无论是採访区也好、穿背心也好,说穿了就是警方承认“总之我们会有动手的时候,你们这些记者要不就站远一点别靠近,要不就穿件背心让我看到,不然被打到只能算你倒楣”。但实际上在抗争现场,冲组、纪录者、围观者、记者等角色,多半一目了然,辨识身份的意义并不大。而记者身份,也未必是不受警方侵扰的护身符。只要警方判断媒体的记录内容可能对己不利,他们也会以各种方式干扰,甚至暴力攻击记者。

2014年11月27日,国道收费员自救会于交通部外抗议,一度想冲进交通部内,和警方发生推挤冲突。过程中有数名成员遭警方拖入封锁线后围殴,受伤倒地后还被继续勐踹。如果说警方认为抗议者确实违法,那么大可迳行逮捕或驱离。这样子把人拖去打,不要谈什么比例原则了,这根本不是在执行公权力,只是纯粹的施暴与发洩。

事发当时,警方一再阻挠媒体拍摄,独立记者钟圣雄也因为拍摄警方殴打抗议者的画面,遭到警方阻挡、摀嘴、包围推到墙角。当他已经退到封锁线外侧时,员警仍不断地干扰其摄影工作,甚至尝试拖走他。只要想当一位恪守职责、监督政府、纪录警方暴行的记者,多半都有类似经验。记者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没有保护作用,甚至还会遭警方锁定攻击。

  • 0分40秒,被打伤的抗争者躺蛇笼内挣扎,无人伸出援手
  • 2分17秒,抗争者双手受缚高举,仍被警察连踹好几脚
  • 2分40秒,警察朝抗争者大力挥拳
  • 2分50秒,警察阻挡记者钟圣雄拍摄,遮住嘴巴不让他求救
  • 3分20秒,钟圣雄于路障外拍摄,警察企图再拖走他

 这段2014年11月27日国道收费员抗争的现场纪录短片,不是出自于媒体报导,而是行动参与者所拍摄。但因披露警方的暴行,具备高度新闻价值与公共性。这部短片正印证了大法官于〈释字689号〉所言,保障一般人採访权的重要性。(影像来源

警方在抗争现场代表政府执行公权力,于理,公权力执行的过程与手法都需要公开透明供大众检验。然而警方经常不以现场人士的违法事实为基础,採取无视比例原则的执法手段,加上或明或暗地妨碍、甚至阻止包括媒体在内的任何人採访纪录。很明显,警方就是侵害採访权的直接兇手。如今警方无视自己种种恶劣的侵权行为,反而打算以“保障採访权”之名,扩展其权力,大行“分类管理”之实。

警方的思维和做法,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但原本应捍卫新闻自由的彩立方新闻记者协会,却以和警方共同协商管理规则为荣,并认同警方“分辨身份”的错误逻辑,此举相当于和警方共谋侵害一般人的採访权。这或许是这齣闹剧中,最让人感到意外且遗憾之处。

【延伸阅读】

 

建议标籤: 
责任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