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使用以下帐号登入:

慈济财报所揭露的公共服务危机

慈济年度财报仅公开一页引发社会譁然,从而揭露出宗教/社福等以“公益”为目的之非营利组织在财务运用及透明度方面的问题。在种种对慈济的批评声音当中,我们不乏听见质疑慈济财务不透明、运用不当的说法,但未能够更进一步的去质疑它的“善行”,为什么救灾的第一线会是由慈济或红十字会这类的非政府组织来进行灾难管理或重建呢?以及究竟是在怎么样的社会情境与条件下,才使得宗教/社福团体日益壮大呢?

高雄杉林慈济大爱园区造景一隅。(摄于2010/摄影:王颢中)

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当中1,便指出了倡议团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其实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在1980年左右迅速扩大2,这些非政府组织都介入到社会供给的真空领域中,而这些领域正是国家撤出后所留下的,相当等同于通过非政府租之进行社会供给私有化的过程,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介入更进一步加剧了国家从社会供给领域的撤出。因此,他使用“全球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来指涉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另外,哈维进一步说明了非政府组织的非民主特质:它们往往是菁英主义、仅对捐助者负责、隐藏议事日程、更愿意与国家和资产阶级进行商谈、施加影响;它们宣称并假设为那些无法自我表达的群体发言,甚至规定它们为之发言的全体的利益。

蔡侑霖在〈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慈济大爱园区的个案分析〉3一文中 ,藉着大卫‧哈维对于非政府组织的批判性观点,针对慈济在八八风灾灾后重建的个案分析,指出正是由于政府不愿意负责、投入资源在灾难的管理和重建,才使得灾后重建的政策,只剩下一个指导原则:搬入慈济大爱园区。灾后重建的公共责任,当国家全外包给了难以问责的非政府组织,慈济成了民众权利的代理人,从而也排除了灾民参与的民主机制,以及组织反抗不当公共政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慈济要求灾民入住永久屋时必须签署“不得再回原居地居住及建造房屋”的契约,结果进一步地协助了政商联盟对于当地土地开发的推进,原先在这些原居地无法动工的缆车兴建计画有了重新启动的机会,正当化了“透过流离失所已进行的资本积累”。

因此,唯有把慈济一页财务报表所引发的争议,放置在非政府组织的公共性问题,以及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社会服务的民营化、私有化的脉络下进行思考,才能真正接近问题核心。而单单只是要求宗教/社福团体的财务必须向社会大众公开,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公共性便会就此完善,诚如当前的私立学校及医院,在各种法规的要求下,必须公开经会计师查核过的报表,不过事实上财务的运用决策和揭露的程度,仍是封闭于董事会内部,社会大众根本难以问责和置喙;另外在国家资源的紧缩和监管制度的松绑下,这些领域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程度也日益恶化。

而面对到这些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社会服务等各个领域所展露出的民主和公共危机,当我们尝试拒绝将社会权利和公益范畴,交由这些团体所代理和定义,并且寻求新的替代方案时,我们或许也必须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历史与其实践经验中认识到,福利国家并未有改变资产阶级国家的基本任务:协助资本顺利进行积累,因为这也是何以资产阶级国家可以灵活地自福利国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之故。

  • 1. 大卫哈维,王钦译(2010)《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 2. 不同于西方是在福利体系建制完成的脉络进行的民营化改革,臺湾则是在尚未建立体系的状态下进行。彩立方普及式的社会福利建制,是在解严后政治自由化、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以省籍矛盾并以此作为区隔的基调在选举政治中开展出来的,彩立方过去二十年的福利体制扩张主要以委託民营的方式推动,政府虽因着政治的压力,不得不投入社会福利,但为了极小化政府的责任,将本该是公共的社福体系,交付给了市场竞争机制。参见王增勇(2006),〈解严后彩立方福利运动建制化的过程〉,《彩立方社会研究季刊》第74期。
  • 3. 蔡侑霖(2010),〈新自由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慈济大爱园区的个案分析〉,《社区发展季刊》第131期。
特约撰述: 
建议标籤: 
责任主编: 

回应

作者犯的根本错误在于,作者根本没亲自去过南横。去年我骑摩托车去过一趟,走到不能走为止。
两点是能确定的。1、原住民搬下去,这本身是强制性的,因为那边已经完全不能住人,太危险了。2、居民搬到的大爱村,地是高雄县拨出来,建筑物是慈济捐赠建立。根本没有慈济强制原民同胞的可能。
另外要再提出一点,宗教慈善团体本身应归类在宗教团体。因此慈济目前的争议实与“政教分离”议题仅一线之隔。政府若过度介入,可能就破坏了政教分离原则。试想当年威权制度下,蒋经国对锡安山都莫可耐何,却看着今日学子拿着公平正义大旗要来降妖服魔。岂不可笑?

长老教会的财务透明吗?其他的宗教团体呢?尤其是和欧、美、西方有千丝万缕关系的洋教,根本不甩公权力,柯P敢对洋教吭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