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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
论《真实乌托邦》一书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特约撰稿人

作者/Erik Olin Wright<br /> 译者/黄克先<br />出版社/群学自上个世纪末苏联、东欧等共产国家解体后,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普遍被认为已破产,或不可行,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在1989年于《国家利益》期刊上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随后并扩大改写成《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1992),认为冷战既已结束,双方意识型态的斗争也正走向终点,“自由民主”与“资本主义”无疑是所有国家政府的最好形式。不仅如此,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后,日益占据主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在此脉络下,新马克思主义学者Erik O. Wright于是从阶级研究的学术关怀转向,自1991年开始执行“真实乌托邦计画”(The Real Utopias Project),该计画截至2010年为止总共编了六本系列丛书1,有趣的是,这本最晚近出版的《真实乌托邦》反而并不在其中。

此外,“真实乌托邦计画”也可以透过“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的系谱进行理解,乌托邦最早是由作家摩尔 (Thomas More)写的小说,当然许多哲学家也都设想过一个靠计画、理性设计的理想国,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培根的新亚特兰提斯,所设想的多是一种“乌有之乡”(希腊字ou+topos=nowhere)。到了19世纪早期,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有奥文(Robert Owen)提出公有制和大生产的概念,并成立人类史上第一个合作社,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可惜以失败告终;或者傅立叶(C. Fourie)认为雇佣制度是新奴隶制度,为想调和资本与劳动的矛盾而设想了可以自给自足的社会基层组织“法朗吉”(phalanges)……等等。然而,乌托邦社会主义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为“空想的乌托邦”、“空想的社会主义”,尔后到1930年代更有一波“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潮流,即对所有乌托邦希望工程的勐烈批评,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欧威尔的《1984》。

在此情况下,Wright的“『真实』乌托邦”作为一种社会转型计画,自然是想与以往备受批评的“空想”做区别,并强调其具有“可行性”的现实可能。譬如在导言,Wright即承认乌托邦虽是空想,但是“实际可行的事物并非全然与我们的想像力无关,事实上,我们的愿景形塑了它。”(p.49)所谓的“真实乌托邦”,乃是“建立在真实人性潜力上的乌托邦理想、有阶段可达成的乌托邦目标,以及对我们改造不完美世界、追求社会变革的实际任务能有所启发的乌托邦制度设计。”(p.49)

真实乌托邦:解放性替代方案

即便不谈“苏东波”与“历史的终结”,单单仅就7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贫富差距的两极化日益扩大,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又加剧了社会资源的集中和垄断,例如垄断资本的跨国财团藉着政治献金、资本外移恐吓干预、限缩了政治民主与自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oseph E. Stiglitz都批评现在的美国是“1%所有、1%所治、1%所享”,加上2008全球金融危机,是否能有“另一个超越∕取代资本主义的选项?”在近几年也是热门话题。

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Joseph E. Stiglitz 所批评的“1%所有、1%所治、1%所享”的现况。而99%的人则受到1%的压迫与剥削。(影像来源:<a href="http://maker.good.is/projects/BootParty">evenlake</a>)简之,Wright的“真实乌托邦”希望提出一个解放性的替代方案,一个能够消除压迫、创造能让人类发展的条件的社会转型,而在其中,社会正义和政治正义是最为重要的关键。所谓的社会正义,根据Wright,是指不仅仅阶级,其它诸如性别、种族、身体障碍等,也都不应该成为阻碍个人取得蓬勃发展生活所需的物质和社会条件;至于政治正义,则是指为了防止私人经济权力转换为政治权力,公民赋权的领域必须要延伸到定期选举之外,因为“真正的自由意味着对于那些就其自身而言至关重大的决定,人们拥有实质的能力做选择,同时还意味着人们能取得所需的基本资源,以实现他们的生涯规划。”这里所谓的“人类蓬勃发展”(human flourishing)的条件概念基本上与Amartya Sen能力途径(Capability Approach)的人类发展概念十分近似。

就此,真实乌托邦所要追求的,或者说所要具备的规范性基础,在某个程度上,即是“社会正义的基进平等观”与“政治权力的基进民主观”所结合起来的“民主的平等主义”(p.64)。而这也相应着Wright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违背了基进民主平等主义的规范性理想,虽带来经济成长,但却也制造了贫穷、剥夺及边缘化,因此基进的民主平等主义除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难题外,也要“挑战妨碍人们平等获得实现真正个人自由集体赋权式民主之条件的所有阻碍,这包括了性别、种族、性取向、国籍、公民身分等相关的权力及特权结构。”(p.79)并且,民主平等主义式的政治正义原则是,所有人应有平等管道,以个人及社群成员的身分,参与会影响到他们生活事物的决定。

先说结果。Wright认为真实乌托邦作为一种“真实的”解放性替代方案,必须是可行的替代方案,也就是要具有可欲性、可行性和可达成性。就此而言,他认为设想一种断裂性的转型并不切实际,改革比革命更可行。“若想透过大规模的断裂式策略,建构民主平等式的社会主义,在我们现今居住的世界中(至少在已开发资本主义经济中),似乎行不通。所以,如果我们希望为这样的转型努力,就必须思考解决问题的其他取径。如此一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变成在资本主义中,是否有可能为新的社会赋权形式争取到更大的空间?这类努力的侷限又在哪?”(p.400)

苏联在上个世纪80至90年代逐渐解体,让许多欧美的左翼知识份子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与路径。“真实乌托邦计画”也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而生。(影像来源:<a href="http://links.org.au/node/2683">LINKS</a>)

换句话说,“真实乌托邦”其实是一种改良主义。尽管Wright想推进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经济体制,也觉得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的主张没有道理,但同时他也不讳言,或许乌托邦计画“顶多试着缓解资本主义某些最有害的影响”,这结果虽然令人无法接受,“但或许现实就是如此”(p.459)。

既然真实乌托邦是一种改良主义,Wright的问题于是就变成:要如何才有可能在一个资本主义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中,建立起另一种更公平的制度?Wright的取径是先确定“民主”必须作为转型方案的核心轴,然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才有施力点,才可以撬开现行体制的缝隙。如其所说,今日已不太可能以阶级斗争这种断裂式的逻辑来改变或超越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核心轴是民主”(p.39),“面对从资本主义向解放性替代方案转型之问题时,将民主及社会权力置于核心,并在现实中探索如何透过各种不同的制度实现上述目标。”(p.37)

换言之,如果要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实践真实乌托邦(或所谓的民主的平等主义),关键点即在于国家权力、经济权力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这三个权力互动拉扯的场域,如何透过“社会赋权”(social empowerment)来控制、调整经济资源的配置与使用,Wright乃提出七条通往社会赋权路径,并表示,其中“社会赋权的程度愈大,我们可以认定这个经济体愈是社会主义。”(p.183)

Wright所列举的七条促进社会赋权的路径分别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式国家主义的经济管控、结社民主、社会资本主义、合作市场经济、社会经济、参与式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加上赋权参与)。其中的差异,即在于国家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这三者何者占据资源分配的主导地位。而能否转型的关键,自然是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也就是透过“自愿性团体产生集体行动的能力”,或可称为“结社权力”(associational power)(p.174)对资源分配的实质影响力,亦即,社会赋权是否能左右国家权力、经济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形塑,或更好,直接左右经济活动?

亦即,Wright 的真实乌托邦,说穿了就是由公民社会所主导,具有民主参与及社会正义理念的经济组织类型,因此包含了所谓的社会经济(合作社运动、社区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公平贸易、产业民主)、社会统合主义政策、社会民主的福利国家政策,及直接民主的参与式预算……等,基本上是在不排除资本主义下的混合经济发展模式。Wright所举的例子有:Wikipedia、参与式的市政预算编列、无条件基本收入制、蒙德拉贡工人合作社、魁北克总工会由劳方控制的团结基金……等等,多是有实际运作经验的小规模的实验方案。

当然,Wright也指出,“许多有价值的进步政策虽然能增进人们的生活品质,且有助于解决健康照护、不平等、贫穷、能源、环保等具体问题,但却不是特定的社会赋权政策。”(p.256)譬如更公平的税赋政策或许有助于平等主义式的正义理念进一步实现,但对于强化经济民主制度却未必有直接助益。换句话说,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影响资源分配,以及控制生产与分配过程的权力。而这,显然并没有一蹴可及的答案。

在资本主义框架下的解放?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经指出,“从1980年到2008年的苏联经济以及『市场基本教义』经济的相继瓦解,使这个看法不攻自破。回归到其中任何一端都不太可能。自从19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者,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阵营,都没有办法对于资本主义提出传统以外的替代方案,除非他们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且放弃以体力劳动阶级作为社会转型必然的主要代理人的预设。但是1973年到2008年市场社会的归谬论证的信仰者也同样无所适从。我们眼前或许看不到任何一个替代体系,却再也不能排除现存体系的分裂或瓦解的可能性。”(《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回顾、反思与前瞻》,p.451)

人类社会是否能走向乌托邦,乌托邦的方向为何?距离又有多远?本书也无法提供答案,唯有赖于人们不断思辩、探索与尝试。(影像来源:<a href="http://utopiainfourmovements.com/photos/">Utopia in Four Movements</a>)就此而言,Wright试图提出另类选项的“真实乌托邦计画”自然有其重要性与迫切性,然而,首先,“真实乌托邦计画”否定革命及断裂式转型的可能性,对于共生式和间隙型的转型策略虽然较为肯定,但却也不敢过份乐观,仅含蓄地表示不存在直达路线,须仰赖人们有意识的能动性去达成社会主义的理想;至于七条社会赋权的路径能走多远(多接近社会主义的理想)?当然也无法确定。

在共产主义国家倒台、社会主义被视为破产以后,Wright採取改良式的转型计画并不让人意外,毕竟晚近以来,修正主义、第三条路当道(尽管也各有各的问题),革命的浪漫理想早已渐渐被改革的务实取代。譬如伊格顿(Terry Eagleton)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011)即认为,社会改革与革命的对立其实是虚假的,因为革命需要一段为时甚长的酝酿期,甚至真正成功的革命,是完全不留痕迹的革命,因为真正成功的革命是那种使曾经奋力争取的局面、权利看来再正常、平凡不过的革命(p.232,中文版)。

另方面,Wright追求社会主义解放的理想,是在不与资本主义断裂下,以民主为核心轴,透过公民社会去实践,凡此种种都不禁令人置疑,这种将社会主义的解放,侷限在资本主义民主的框架下,认为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可以取代消灭私有制、及用参与式民主补充议会民主,即透过深化民主即能达到解放,实际上可能难以达到目的,而且还可能缩小社会主义的概念。

事实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史,如果不客气地比喻,我会说有点像是切香肠,先把共产主义切掉,再退一步把社会主义解释成民主社会主义,后来再变成社会民主主义,在一步步的限缩下,现在已经连阶级斗争、工人主体都有点岌岌可危,一如前述所引霍布斯邦所言,为了找出替代方案,社会主义正在不停地重新定义中,而且从劳动阶级滑向新中产阶级。在《真实乌托邦》里,Wright也明言他所谓的“社会主义根植在社会权力之上,这种概念并非理解社会主义的传统方式。”(p.176-177)

哈维(David Harvey)在《希望的空间》谈乌托邦的辩证时,曾经说过资本权力使我们丧失想像的能力,因为,由资本主导的社会行动框架界定并巩固了现存的权利义务体系,使我们在这个体系之外很难找到想像的空间,就此而言,乌托邦的想像应该要能从对资本的屈从中解放出来。

譬如,哈维指出,我们还是能从资本主义景观中发现许多乌托邦环境保护的残留,如花园城市、争取干净的空气、水等运动。但即便是在小型栖地保护、生态修复计画、城市设计及资源利用模式……等等问题,都还是需要加入某种因素以将之联合起来,而在他看来,那即是“政治经济的替代方案如何可能从受阶级束缚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矛盾中产生出来。”(p.227)

但Wright如今的取径,却比较是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深化民主,并希企透过“公民社会”的社会赋权达致经济民主,在这样的情况下,Wright对社会主义解放的愿景尽管乐观,但仍不免要多所保留,或许也就不难理解了。

  • 1. 真实乌托邦计画的系列丛书分别是《结社与民主》(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1995)、《分享平等》(Equal Shares: 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1996)、《重塑平等主义》(Recasting Egalitarianism: New Rules for Accountability and Equity in Markets, States and Communities,1999)、《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2003)、《重构分配》(Redesigning Distribution: basic income and stakeholder grants as cornerstones of a more egalitarian capitalism,2006)及《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 Transforming Family Divisions of Labor,2009),分别针对社会经济、生产组织方式、分配方式、民主管理、性别平等及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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