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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慈善
“施予的文化”不能解决问题

美国匹兹堡大学哲学研究生
译者: 
南方国际编译团队成员

【编按】透过慈善机构推行扶贫救苦的援助事业,在东、西方世界都行之有年。近年来,更随着部分学者和行动者致力宣扬其背后称为“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的伦理哲学基础,使得强调从个人层次做出奉献的“施予的文化”(culture of giving)大行其道。在最近世界各地针对叙利亚难民潮的援助行动中,我们便经常看见诸如群众募资援助卖笔父亲媒合本地家庭收容难民等民间自发行动遍地开花,其中的善意固然令人动容、积聚的能量固然令人惊讶,但却可能也让结构性的问题更容易为人们所轻忽。这篇发表在美国左翼杂志《雅各宾》(Jacobin)网站上的文章,便尝试指出:鼓吹诉诸个人内心道德感的利他主义慈善行为,纵然看起来“有效”,但到头来却可能让我们再难以挑战资本主义世界运行的逻辑。

慈善机构强调“施予”的道德性,同时指导你如何“施予”。(照片来源:Network for Good)

想像你遇到一名儿童掉进池塘,而你是周围唯一可以救他的人。你可以轻易涉水去救起他,尽管你的衣服跟鞋子将会弄脏。如果你不这么做,这儿童就会淹死。

你应该要去救儿童,这是无须经过大脑的反射动作。但如果你身边有其他人时,你的答案是否会不同?不会。如果这起事件不是在你面前发生,你的反应应该要有差别吗?不该。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这儿童不是溺水,而是因为缺乏食物、饮水或医疗照护处于道德危机中,而你能做的只有捐款给慈善机构,你会觉得自己比较没有责任介入吗?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不这么认为。

〈飢荒、富裕与道德〉一文,还有他2009年出版的《你能拯救的生命》一书中,这位知名的哲学家主张,你不得不透过慈善机构去帮助那些生活于极端贫穷的人们,就像你帮助溺水的儿童。

“有效利他主义”带动慈善风尚

辛格认为这两个案例中有一样的道德原则:我们应该致力于减少其他人的痛苦,同时这样做并不会“牺牲任何重要性相近的事物”。在溺水儿童的案例中,你的衣服和鞋子不如儿童的生命重要。在慈善事业的案例里,你财务上付出的金钱等价于衣服鞋子,重要性远远不及于拯救孩童的性命。

这个基本的论证引发了一波成长中的社会运动,他们自我标榜为“有效利他主义”。有效利他主义者会计算钱要花在哪边最好,然后据此鼓励相对富裕的人导入他们的资金。在这一类“运动”之中,最常被提起的包括疟疾防治基金会(Against Malaria Foundation),他们分发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血吸虫病防治计画(Schistosomiasis Control Initiative ),他们建立以学校为基础的驱虫计画;还有直接给予(GiveDirectly),他们提供无条件的现金转移给极端贫穷者。

如今,有超过1万7千人承诺每年至少捐出他们1%的收入,用于资助这些计画,其中甚至有超过1千人承诺捐出至少10%的收入。这样的作法在千禧年世代(译者註:泛指在1980年至2000年之间出生的年轻人)中特别受欢迎,甚至被一些人赞为“我们这世代的新社会运动”。

虽然这种论点存在超过40年,但这些运动大部分的成长都只是近5年的事。到了今年,我们看到众多的出版品跟书籍,包括《如何做伟大的善事》《更好地做好事》《陌生人溺水》还有彼得‧辛格最新作品《你能做的最大善事》,都在大众媒体中获得广泛积极报导

直接给予(GiveDirectly)是一个媒合平台,让捐款人能直接将特定款项转帐给他们评估过的特定对象,受款人会接到简讯通知。(照片来源:GiveDirectly)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信这一套。对这一类运动的批评,通常包括慈善机构的不民主性质;破坏基本的公部门服务;以及通过慈善获得援助后,可能对长期经济发展不利。

左翼人士的批评则更为深入。举例来说,保罗‧高柏格(Paul Gomberg)认为彼得‧辛格论述中所推广的分析框架,藉由将我们的焦点从政治、社会和经济议题上,转移至抽象的哲学讨论,不啻是“提倡一种政治的无为主义”。

高柏格进一步指出,“透过慈善来减少贫穷”或“达成基进的系统性变革”,所需的资源都大到会令我们“顾此失彼”,因此必然被解释为在权衡时间、精力和其他资源之下的两种竞争路线。

事实上,辛格与有效利他主义者也宣称他们喜见系统性变革,但意思通常是指他们支持诸如司法正义、移民议题或国际贸易等方面(温和)的政策改革。像高柏格这样,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彻底的批评,理所当然地在思想上缺席了。

对此,辛格反驳说:“如果有微小的机会去达成你所寻求的那种革命,你所该做的就是去看看你的身边,并制定更好的策略,以真正帮助到一些穷人。”

但问题在于,每当我们想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有效利他主义却会强烈地反对这种改善全球穷人处境的最佳途径。

这种运动所仰赖的资产阶级道德哲学,才是是核心的问题。有效利他主义者将自身由构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动态结构中抽象化,从而迴避了自己的角色作用,结果形成了一种在道德上和结构上都有缺陷的分析,最终催化出以资本的语彙来解决世界上最迫切问题的局面。

拆解慈善的黑盒子,看见资本主义

有效利他主义者视慈善机构为黑盒子,把钱丢进去,好的结果就会跑出来。想要做好事的人,变成就是得捐钱给慈善机构。

慈善行为唯一值得分析的面向,是那些鉅额捐款者付出的金钱能达成多少改变?评估指标不外乎“拯救一个生命的平均成本”或“一个人生活品质调整后的生命年数”(quality-adjusted life-year)1。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利他主义者往往一开始就掩盖重要的社会关系、模煳捐款给慈善机构的道德性(与成效)或干脆就要求其他人这么做。

慈善的黑盒子,所展示的只不过是潜在的慈善家与潜在的受害者之间的关系,即便那伤害往往出自于可被预防的恶行。甚至,连这样的对比都是虚伪的,慈善只不过摆弄出一个有能力拯救别人的人与另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的交换关系。

在现实中,潜在的慈善家只有付钱给其他人去拯救潜在收害者的权力。捐钱变成善心人士营救他人主要的手段,要是没有货币的转移,就没有人获救。

讽刺的是,有效利他主义者苦苦恳求个人使用他们的金钱,好让那些急需救助的人们获得必需品,但他们绝口不提这些必需品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被制造跟分配。

如果我们观察慈善机构如何创造跟分配这些他人迫切需求的资源,我们肯定会怀疑为了利益而扣住这些资源的行为是否正确。如此怀疑往往在道德上会受谴责,但它其实跟有效利他主义者主张“不捐款给残善机构是错误”的逻辑一致:对一些小额款项(或这些钱可能买到的东西)的重视程度超过一条人命或一个人能否拥有最低生活标准,是不道德的。

作为一个有良心且有钱的人,我们不能给生命标价,但作为一个参与在由资本逻辑所宰制的系统下的个人,我们却必须这么做──这是一个明显的道德事实。但有效利他主义的论述却在完全不提及自身与资本积累存在直接紧张关系的情况下,将这个事实置换掉了。

这造成一个荒唐的结果:有效利他主义者恳求个人捐款购买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必需品,却不在道德基础上去反对将这些必需品纳入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

这正是将拯救溺水陌生人和捐款给慈善机构加以类比主要的失当之处。前者,对我们来说,拯救人的损失仅仅是个人的机会成本,因为跳进水里而弄脏了我们的衣服跟鞋子。后者,我们所付出的成本,变成资本机构为了救助而发放物资的必要条件。

这个有缺陷的分析架构,造成的影响超过慈善的黑盒子概念,而且掩盖了驱使有效利他主义者行动的资产阶级道德哲学。这不是抽象的资本,这是为了将从事生意的行为,转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本质。

于是溺水陌生人的类比变成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故事:危急的儿童需要一些生命维持品(食物、干净的水、医疗用品等等),但这些物资是由资本不民主地制造、掌控并独断地决定如何配置。若将其拟人化,我们可以说,资本至少在三个方面必然会辜负溺水者。

首先,资本确实有着那些受威胁的陌生人所需要的东西。大部分的个人通常仅拥有他们自己或家人生存的必需品,而那些受资本积累逻辑所限制的慈善机构,集体地拥有个人为了生存而必须花钱购买的必需品。

这会造成让人反感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我们在这里看到其中之一:资本将会让溺水的陌生人死掉,除非它收到足额的报酬。不论我们做什么,资本的立场都不会变,毕竟溺水陌生人生命的价格比维生所需的物资还廉价。甚至,资本将视其从中获利的能力来评估是否参与进拯救队伍当中。

对资本来说,这不过就是另一桩交易,难道不是吗?这个原则即使仅在有人无法负担购买时比较明显,但依旧暗示了所有维生必需品的交换行为。

其次,资本创造“溺水的陌生人”。企业无法从缺乏或没有购买力的人身上赚取利润,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穷人需要利他主义者拯救的原因。

他们的购买力主要被资本对他们劳动的需求所决定。尽管事实上生活于贫困中的人们也能以重要的方式贡献社会,但他们通常在商业上看来无利可图,或者,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也不会支付足够的薪资让他们能这么做。

甚至,资本商品化了必需品,直接破坏了全体人民藉由决定资源分配方式以自给自足的可能。

举例来说,如同慈善机构跟有效利他主义者所宣传,全球的穷人有多么迫切地需要食物。资本取得并控制他们的肥沃土壤以种植能够卖出更高价格的农作物,将为人们带来更多收入。实行这种耕作将会过度消耗已经稀少的水资源,并带来生态浩劫,例如物种灭绝或全球气候变迁。

与此同时,资本透过非法资金流动、逃税、债务偿还,以及有利于全球资本家的贸易政策,每年从“发展pangjiu.net家”榨取将近2兆美元。

资本赚走了发展pangjiu.net家和人民失去的收益和资源,使得每个人餵饱自己的能力变成取决于在全球市场上和其他人议价的能力。在那里,赢家决定该如何使用在地的资源。

政府失去的税收和结构调整计画2创造的环境,被认为是合理化删减基本公共服务的理由。例如消灭疟疾计画,这是有效的利他主义者最喜爱的一个慈善项目,但这样的作法不意外地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死亡。

资本持续将民生必需品商品化的动态过程,首先是将数亿人民变成溺水的陌生人,并且创造需求,使慈善组织得以不断增生。

最后,每件被提及的事件都需要非资本家去介入。除了挑战资本的规则之外,一个非资本家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捐款给慈善团体,也就是补贴资本从基本物资中赚取利润──或者,干脆就忽略那些人们的需求。

大多数因为同情而行动的人,唯一能轻易採取的方式就是那种补贴的资本积累。即使慈善极端地有效率,我们都不应该在一笔适当数目的金钱和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出选择,但眼前的状况是资本家已经替我们做出选择,并将世界打造成他们想要的样貌。

“施予的文化”轻放了“制度化的夺取”

像彼得‧辛格这样的有效利他主义者,自始至终顺着资本的动态去分析如何处理道德困境。这就是有效利他主义造成危害的原因。

透过僵化的社交词彙和仅讨论昧于事实的道德困境,他们以有缺陷的概念解释最迫切的问题,同时将应该对资本的控诉,转变成任何人都要有一点可供消费的收入问题。

这么一来,问题似乎不在于资本主义的不道德制度,尽管这制度陷数亿人于贫穷,以及让数千万人需要食物、饮水、庇护和基本医疗照护。

取而代之的是,问题变成相对富裕的人们没有为了上述数以千万计的需求,从资本家那边购买这些必需品。不管是出自于对自己购买能力的无知,或是对于所处的消费社会缺乏反思意志力。这些相对富裕的人似乎成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象徵。

他们会说解决之道在于让人们知道透过捐款能做些什么,并且创造“施予的文化”。但是这样错误的方向将会让这些议题导向批评人们的花钱习惯。

这样对消费模式的批判,理论上能和对资本的批判并行不悖。有效利他主义者的目标市场,也就是说那些相对富裕者,通常不会在没有论辩状况下,从前者的立场转移至后者。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提供我们的议题,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这些议题的地方。

让商业组织自由运作获取收益,造成荒谬且令人遗憾的结果。举例来说,辛格最新的着作鼓励充满善意、阳光的年轻人去选择一个基于他们能透过慈善跟游说完成工作的职业。

而他们有效率的选择不外乎:(一)“加入华尔街以拯救世界”或追求一个利润丰厚的职业好能够“为了给予而赚钱”;(二)开创或是为具备高度影响力的慈善组织工作,包括为有效利他主义团体;(三)在一个窄小的研究、政策领域工作,或是担任为资本辩护的工作。

同时,资产阶级摇身一变成了我们最有可能的救星,而道德哲学家都成了慈善机构的会计、行销人员,提倡“解决全球贫困,立刻行动!”或指点“你能做的最大善事”。

如果我们持续地应用有效利他主义者所强调的道德原则,就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当我们不会因此牺牲重要性相近的事物时,我们应该帮助他人。

影星安洁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等名人大力参与慈善援助,或多或少强化了“事业有成”更能施予他人的逻辑。(照片来源:UNHCR/Flickr)

在和有效利他主义者争论其主张时,他们通常引述知名的哲学家或是宗教领袖,以说明这项原则。其中之一是孟子,儒家传统的主要阐释者。据说孟子对梁惠王说:“有人因为飢荒而死在路旁,而你没有让你的粮仓发米给他们。当人民死亡,你说『这不是我造成的,这是上天的责任。』这和刺死一个人之后说『不是我做的,是武器杀了他』有何分别?”3

这个段落暗示的原则并不应用于那些有着可消费的收入的人。它被更直接地应用于那些资产阶级,他们像国王一样运用他们的生意控制其他人的维生所需以及最低生活标准。当人们因为缺乏食物、清洁饮水以及医疗照护而死亡,这些资产阶级的成员会说:“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市场造成的结果。”

与其要求个别消费者负担数百万人的基本维生,我们更应该去质疑经济系统,以停止对某些人有利可图的痛苦和飢饿。与其只是在个人的层次上创造一种“施予的文化”,我们更应该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化的夺取”。

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资本的条件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或是它们所谓的人道危机。我们能够彻底地颠覆这些条件。

【延伸阅读】

 

  • 1. 品质调整生命年数(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是结合存活年数(quantity)与生活品质(quality)的函数。计算出来的数据等于是一种改变后的期望寿命,通常用于评价和比较健康干预的效果。
  • 2. 结构调整计画(strucutral adjustment program)是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其债务国(通常为发展pangjiu.net家)设定一系列政策以确保债务国偿还能力。包括删减社福、公卫、教育支出,私有化,以及开放市场等。
  • 3. 《孟子》梁惠王篇三:“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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