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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工厂里的女性主义问题

纽约市立大学(CUNY)社会学教授
译者: 
南方国际编译团队成员

【编按】在主流的女权论述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薪资水平往往被认为是平权的重要指标。两者随年龄的变化若愈能接近甚至超越男性的相对数字,在一定程度上似乎暗示了女性愈有经济独立的能力,也愈能从传统父权与家务劳动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追求自主。这样的思维承自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但曾几何时却成为检验女性主体性的普世标准。然而,当为了因应跨国资本寻求低廉成本所设置的加工出口区乃至于血汗工厂,逐渐成为非西方社会女性普遍的现代化体验,这样的劳动经验之于女性的解放与自主究竟意味着什么?却是女性主义长期以来争执不休、莫是一衷的问题。

执教于纽约市立大学的社会学家海丝特.艾森丝坦(Hester Eisenstein)曾着有《受诱惑的女性主义:全球菁英如何利用女性的劳动与理念来剥削世界》(Feminism Seduced: How Global Elites Use Women's Labor and Ideas to Exploit the World)一书。在这篇原刊载于《雅各宾》(Jacobin)杂志网站的文章中,她直指女性主义的语言如今已经被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积累活动所挟持,大部分发展pangjiu.net家的女性并没有因为参与在全球化的生产活动中而真正实现了自主,反而面临更严峻的生存危机。

自从我的书出版后,常有人问:究竟“受诱惑的女性主义”(feminism seduced)是什么意思?谁在诱导女性主义?而原因又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复杂问题,我在此列举其中两个重点:第一,加工出口区(Export Processing Zone, EPZs)如何利用廉价女工;第二,避谈由政府领导的发展策略,转而声称女性是终结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的关键。

资方、政府,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等国际金融机构,更将当代女性主义奉为圭臬的其中一条原则——“女性的支薪工作权”——用来正当化在加工出口区雇用女性去从事恶劣且危险的工作。

以服饰、球鞋、电子零件以及许多产业的生产线工作,因全球化生产而外包到了南半球的低薪国家,这些作业工厂大多设立在“加工出口区”——这是一个让企业得以免除劳动、健康、安全规章限制,而且免课贸易税的自由贸易区。这些工业区採用结构性的反劳工措施来偏惠雇主,以保证外资能够取得顺从、以女性为主的劳动力。

在孟加拉,有非常多女性投身加工出口区的生产线工作,但这真的是她们通往独立自主的路径吗?(照片来源:Mohammad Moniruzzaman / Flickr)

女性工作权在富裕西方国家所受到的立法保障,被那些在pangjiu.net、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僱用女性作为主要劳动力的工厂业主拿来说嘴,将自己的行为妆点得与女性主义的主流信念如出一彻:支薪工作可以解放女性。你瞧瞧,我们多常看见专栏评论家纪司道(Nich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颂扬这些工厂,称它们对女性来说是一片片“充满机会的园地”(sites of opportunity)?甚至还向他的读者问道:“这总比让女人们在垃圾山里拾荒和觅食好多了吧?”

出口产业使用廉价女性劳动力并非新鲜事。将农田中的女性们吸引到工厂里头,南韩的“经济奇蹟”1可说是其滥觞,政治经济学家爱丽丝‧安士敦(Alice Amsden)在1989年出版的着作中主张,男女薪资差异正是南韩工业化得以成功的关键之一。

具有性别差异性的薪资结构,早年曾替许多美国企业——例如快捷半导体公司(Fairchild)——带来暴利,这套做法支配了南韩的电子产业以后,不久又被复制到其他地方。

从电子产业来看,快捷半导体公司于1958至1959年间研发出硅晶片后不久,便于香港设立第一间半导体工厂,1966年又迁至南韩。1964年,通用仪器公司(General Instruments)也将微电子产品的生产移至彩立方。1965年,许多高科技公司将生产线迁移到美国和墨西哥沿岸,首度开设了“保税加工厂”(maquiladoras)2。十年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捲入了这股潮流。1970年代晚期,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地区的国家再相继加入

这些移入国的政府大肆宣传女工们有 “灵巧的手指”(nimble fingers),引诱跨国公司纷纷将生产移到海外,廉价女性劳动力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和种类也迅速扩张。

亚洲地区电子业装配线上的女工,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换过一代,始终是许多农村女孩圆都市梦的重要途径。(照片来源:Bobby Yip / Reuters)

然而,伴随着高额利润,恶劣的工作环境也一起走入了更多的新兴加工出口区。后来工厂女工遭受非人道待遇的消息开始为人所知,1990年代因此兴起了大量的公众宣传和倡议行动,谴责应撤回世界各地的血汗工厂。娜欧米.克莱恩(Naomi Klein)甚至认为,全球正义运动(global justice movement)一部分正源起于对知名跨国企业(比方说Nike)剥削工人的愤怒。

加工出口区带来的正负面影响皆都带有争议。有些女性主义学者,例如派翠西亚‧费南德兹-凯莉(Patricia Fernandez-Kelly),批评各地为出口产业打造的主权飞地(enclaves)对女工极端剥削。不过,林愿清(Linda Lim)奈拉‧卡比尔(Naila Kabeer)等人却认为加工出口区是妇女逃离家庭父权的管道,而且能让她们赚取高于家庭代工的收入。

王爱华(Aihwa Ong)曾研究设厂在马来西亚的日本电子公司。她认为在里头工作的乡村女孩,虽然被剥削而且一旦锐利视力减弱就会被解僱,但工厂工作也“现代化”了她们——使得她们抛弃在农村所穿的纱笼(sarong),选择拥抱蓝色牛仔裤,以及自由选择丈夫的权利。

黛安‧沃芙(Diane Wolf)为关于女工的悖论下了註解:“对女性来说,全球化是一柄双面刃。经济全球化释出了就业机会,但新的父权和资本主义也油然而生并控制着女性。”但另一方面,这些通常甚至“低于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低薪工作,仍给了女性“抵抗父权的工具”。“以我在印尼爪哇访问到的女性为例,比起农村稻田,她们更喜欢在『全球血汗工厂』里工作。”

在意见光谱的这一端,最极端的也许是像雪莉‧费尔德曼(Shelley Feldman)这样的看法。她在孟加拉研究出口导向的加工厂,对于“经济决定论”这样窄化的看法抱持怀疑。对于那些否认女性有能力做自己选择的女性主义学者,费尔德持批判的态度。

费尔德曼表示,她所研究的孟加拉女性并不是受到结构调整计画、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是她们自己下的决定,是女性生命那矛盾复杂的历史促使她们做出了决定。

但是费尔德曼的论点似乎立基于一种简化的二分法——孟加拉女工不是为了特定生活方式和需求而行动,就是受政府和纺织工厂的政策引诱成为受僱者。尽管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交互作用,但认为农妇自愿投入加工出口区,并对结构调整政策未置一词,这是相当不合理的。

美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纺织工厂是第一代女性工运的发源地,但这样的经验却难以在经济后进发展的社会中自然复制。(照片来源:Boott Cotton Mills Museum)也许戴上了21世纪女性主义的眼镜,这些女性主义学者便认为工作是通往自由的道路。她们似乎把南半球的无产阶级女工,与19世纪从农场被吸引到美国麻州第一座纺织工厂的“洛厄尔女孩”(Lowell Girls)3划上了等号。在当时,处于相对温和的工作环境中(比起位于英国曼彻斯特的竞争对手)的洛厄尔女孩,曾发展出一套兼具劳工和女性主义的意识。

在加工出口区工作能够提供年轻女性一份独立的收入,某种程度带着解放的效果,这是无庸置疑的。这些女性追随着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所揭示的道路:放弃农场里累人的无薪工作、摆脱封建制度和父权的控制,为了经济自主和发掘自己的才能而到工厂求职。只可惜,理论上也许完美的事情,实际上通常不是这样,尤其当大多数女性处在加工出口区严苛的环境里,更是如此。

每个国家的加工出口区各有不同面貌,但几乎都不受该国的劳动法规管辖。国际自由工会联盟(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Free Trade Unions, ICFTU)于2004年的报告显示,只要试图组成工会或追随工会组织者,雇主都会毫不留情地阻止。

就算不试图组织工会,加工出口区的女工仍得面对持续的骚扰。在海地瓦纳敏特(Ouanaminth)自由贸易区设厂的CODEVI成衣代工厂,那些为M集团(Grupo M)制造Levi's牛仔裤的工人们都经历过“诱拐、虐打、任意解僱、言语谩骂、无薪加班,并以枪械恐吓及审问”。

在墨西哥,工人们通常以短期合约受僱且缺乏工作保障。女性求职时接受的健康检查便存在着问题,其中的妊娠检查必须裸体,并且往往会被询问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例如:“妳有男朋友吗?”、“妳多常发生性行为?”以及“妳有小孩吗?”

同样研究孟加拉工厂的杰瑞米‧希布鲁克(Jeremy Seabrook)同意卡比尔的想法,他认为孟加拉达卡的女工必须克服家族和社群中的父权障碍,历经这革命般的奋斗才得以进入工厂工作。然而,希布鲁克也提到,女性其实无权决定进入哪个产业,也没有任何优势得以利用。

她们一天工作14小时,总是被拖欠薪水,还得忍受苛刻的工头和危险的工作环境。2000年7月27日,希布鲁克曾目睹发生在达卡(Dhaka)一场夺走了12条人命的火灾,而近年有超过200名厂工同样死于火场。2013年,位于达卡近郊的拉纳广场(Rana Plaza)发生工厂倒塌,有超过1000名工人死亡。正如希布鲁克所说:“这绝对谈不上是自决人生的典范。”

更进一步地,艾伦‧罗森(Ellen Rosen)则认为,现今设立加工出口区的国家,其实并无法复制美国19世纪工业化的经验,以及其带来的社会变革潜力:

现在的加工出口经济并没有……移植过去工业化的形式来让世界更进步。不同于西方国家,以资本密集型制造作为经济成长的核心,许多发展pangjiu.net家的经济必须依靠这些低薪产业。在西方国家,高收入男性所属的产业是家庭经济福利的支柱,反观加工出口经济导向的国家,低收入女性便佔了绝大多数(80%)的劳动力。

女性得到一份“女性工资”,但男性领的却不是“男性工资”,这使得女性没什么机会透过在加工出口区工作就摆脱贫穷。

孟加拉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成衣代工国之一,有大量女性在这些初阶工业化的生产线上超时工作,而且承受巨大职灾风险。(照片来源:NYU Stern BHR / Wikimedia Commons)

在全球的尺度上,支薪工作权成了女性主义的滥用口号,不只替剥削的工作环境开脱,更大剌剌地将“赋予女性的权利”,作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和结构调整政策的合理说辞。在1980年代,总把这些帽子扣在第三世界国家头上,而近期则轮到爱尔兰、希腊这样的北方国家遭殃。

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联合国乃至于许多非政府组织——例如照顾(CARE)这样的人道扶贫组织——在内的国际型财务机构,结合Nike等企业组织,已经一同宣称:女性的教育和训练正是世上问题的解药,特别是贫穷和健康照顾的不平等。女性透过小额贷款和其他管道所获得的权力,能使一家大小脱离贫穷并晋升至中产阶级。

以Nike网站上的“女孩效应”(Girl Effect)为例,看看这鼓舞人心的文字:

女孩是改变的契机。若欲解决世界正面临的永续发展问题,她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透过教育和延缓儿童婚姻的发生来提升她们的经济潜力,这样一来,青少女怀孕、HIV和AIDS问题便能被解决,并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

在印度,青少女怀孕造成损失近百亿美元的所得。而在乌干达,有85%的少女辍学,同样导致了一百亿美元的损失。因此,藉由延缓百万位青少女的婚姻和怀孕,终其她们一生,孟加拉便可能再增加690亿的国民所得。

相信个别女性/女孩拥有变革的力量,这样的理念其实对女性主义——或更确切地说:虚假的女性主义——是一种极其讽刺的挪用。一般而言,欲创造国家财富和提升生活水平必须靠国家主导,而不是依靠提供女性小额贷款和职业训练。

想想南韩就明白了:政府会给予达到国家目标的企业财阀(chaebols)奖励,失败则予以处罚。在军事独裁的孕育下,南韩的工业化产出了惊人成果。政府透过国有银行,得以现代化翻新基础建设、限制外商直接投资,并限制进口以保护国内制造商免于外商竞争。

综上所述,到了1980年代,技术先进的国家能提供尚未工业化的地区援助,经济现代化达成至如此规模,政府乃是每个环节的设计者、煽动者、指挥者和经理人。

即使当代主流评论家皆视国家主导发展的概念为异端邪教,但在18、19世纪间,正是仰赖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英国、德国和美国才得以成长出如此蓬勃的工业化力量。

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从南北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经济是全球受到最严密保护的”,这主要是因为亨利‧克莱(Henry Clay)是当时“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4的拥护者,而林肯(Abraham Lincoln)又是克莱的门徒。在南北战争期间执掌帅符,同时也是1869年至1877年美国总统的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就曾经批评英国将自由贸易的概念灌输到美国,他说:“不到两百年,美国便无法再受到保护,到时只能採用自由贸易了”。

姑且不看这些历史经验,打从1980年代国际金融组织强迫使南半球国家打造新自由主义式的“自由市场”体制起,各地国家主导发展的可能已被摒除。在鼓励经济发展的掩饰下,那些受制于结构调整政策的国家,已经失去自己国家经济的主控权。

这导致了一个扭曲的发展过程,无法复制原初的欧州工业力量以及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工作业国家(日本、南韩、彩立方、香港和新加坡)所採取的成功路径。在当代的全球化经济中,贫穷国家如何能在缺乏实在的工农业发展的情况下,消除经济贫困和健康衰弱的问题,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当然,成功模式背后的代价是不应抹灭的。我们应该记住:残酷的军事独裁辗压出南韩的现代化,而这部分的成功,并没有民主回归后才变得勇敢强大的工会运动所能立足之地。

我并不是要说国家主导、缺乏完整工人民主的发展模式是一颗万灵丹。此外,关于现今“榨取”式的发展、环境变迁、原住民的主地权以及其他相关议题,恐怕也得另写写一篇论文才能讨论。然而,国家主导型发展帮助了大量的人口脱离贫穷,这仍是事实。

比起协助个别女性脱贫,起身反对造成剥削的垄断资本和政经体制,或许才是更釜底抽薪之计。(照片来源:Reuters)

女性主义的“成功”介入,倒头来将女性塑造成经济发展的关键,好让富裕国家和国际机构(例如联合国)混淆历史真相。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在一场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UN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UN CSW)六周年纪念的演讲中声明:“没有其他政策可以有效地提升经济,或是减少婴儿及产妇死亡率,这是我们经过无数研究得到的结论。”

对于这位联合国前秘书长肯认协助世界各地妇女的重要性,女权主义者一定感到高兴。然而,安南的声明其实是严重的误导。

国际金融组织和富裕国家共同创建了一个神话,只要一个接一个地协助女性,终将解决贫穷、疾病和营养不良等问题。把妇女权益包装成发展之道只是一种巧手策略,一种转移决策者、社会运动者与劳工大众注意力,使其忽略某些集团恶毒行径(例如早先“三驾马车”计画以银行金融利息、债券持有人与债权国之名对希腊政府施压)的诡计。

诚然,教育、训练、生育权、可负担的医疗照护以及拥有对工作、婚姻和性行为的主控权,这些对世界各地的妇女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当整个社会受到自由市场主义残酷地掠夺,这些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无法透过一个接一个地协助个别女性来达成。

 

  • 1. 此处指南韩在战后时期,尤其是1960年代军事强人朴正熙(Park Chung-Hee)上台后,以国家扶植大型产业财阀为骨干的一系列工业化政策,其成果以“汉江奇蹟”(Miracle on the Han River)之名被广为宣传。
  • 2. 墨西哥边境加工出口区的统称。
  • 3. 洛厄尔女孩(Lowell Girls)又称“作坊女孩”(Mill Girls)是指在19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期间,离开新英格兰地区的农场,进入像洛厄尔(Lowell)等新兴工业市镇的纺织工厂讨生活的女工,她们的年纪大多介于15到30岁之间。据称在1840年代的全盛时期,洛厄尔的纺织作坊里有超过8000名女工,佔全体劳动力的75%。这些女性被认为是183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的代表人物,她们自我组织并多次发动罢工,到了1840年还跟教会合作发行“洛厄尔刍议”(Lowell Offering)月刊,推动劳工倡议。
  • 4. 美国系统(American System)是美国在19世纪半上叶重要的经济政策方针,主要提倡发展基础建设和贸易保护主义,历任参议员(并担任议长)、国务卿的亨利‧克莱(Henry Clay)是这股思潮的主要推手和命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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