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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蛋 砸出青年劳动者的血汗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特约记者

教育部为解决大学内兼任助理争议而发布的《处理原则》也公布一年多了。在该项原则中将助理分流为“学习型”和“劳雇型”,造成“同工不同保障”的现象,甚至从大学中“外溢”至非大学的研究机构中,即是这次高教工会、台大工会等教育工会与学生劳权团体前往教育部前抗议的争点。

蛋洗事件上了报纸头版,然而青年劳动者愤怒的原因,被大众听见了吗?(翻摄:陈逸婷)

记者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恐怕是抗议学生高若想,朝长年负责兼任助理分流议题、主导完成《处理原则》的高教司专委王淑娟的头上砸下的那颗蛋。很多人在意的好像是这颗蛋砸得漂不漂亮、有不有理、是不是伤了和气;但却忘了要站上与教育部官员对话的第一线,砸下这颗蛋,心里需要多大的怒气和勇气。现在就来讲讲这颗学习型“臭鸡蛋”的前世今生。

分流一年后 大学如恶质资方

关于兼任助理议题,去年(2015)6月的劳动部与教育部之间的角力告一段落,各自完成了两套不同的《原则》,并建立了无劳权保障的“学习型”和有劳权保障的“劳雇型”两种类型,将兼任助理“分流”成上述两类的制度。

这两套高度争议的行政指导出笼后,后续更牵扯出“科技部计画下研究助理的保费由谁支出?”、“未足额进用身心障碍者之身障代金由谁支出?”、“大专院校就兼任助理身份向行政院提起诉愿”等问题与争议,反正教育部默许甚至暗示各大学要想尽千方百计阻碍助理纳保,足见各大学校方已经准备好站上一个“资方”的位置。

对于这两套《原则》,教育工会与学生劳权团体自去年起就一再提出三大诉求:

  • 落实助理《劳基法》之适用
  • 废除“学习型助理”
  • 扩大教育经费并补贴于助理聘僱相关费用

这三项诉求分别对应教育部在两《原则》提出后所採取的政策途径。首先,公私校兼任助理已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经劳动部公告适用《劳基法》,现在只是“要不要落实”跟“如何催促劳动部提起guts落实”的问题;其次是扩大教育经费的诉求,向国家要求拨补教育经费,至少专款用于贴补僱佣费用,才能避免大学“哭穷”而规避对校内学生劳动者的保障;最后,因为是要求国家应该要对此负责,从而也就是上述市场逻辑所鼓励的竞争的反面:强化国家管制。总而言之,最终就是要“促进教育的公共化”。

分流是从“谁”的善如流?

但使得这三大诉求成为难解之题的,恐怕是为何教育部要提出“学习型助理”与“分流”制度,以及这项制度造成的效果。

对教育部和各大学而言,分流至少可以达到几个较不费力的选项:从教育经费层次来看,根据教育部在今年3月进行的调查显示,各大专校院在104学年度第一学期一共“分流”出了15.2万名学习型助理,换句话说就是“少聘”了15.2万名劳雇型助理,透过“分流”,国家、大学和学生劳动者一起“节省”了3.13亿元的社会保险支出。

而在这里我们还尚未考虑到,因为节省劳保和劳退的支出,将造成每位学生劳动者晚年损失至少10倍的老年给付和退休金。换言之,所谓的“一起节省”,其实是不公平地变相要求助理分担更多成本,尤其是在对“国家”这个大学校方过去的天使投资人而言,基于解严后全球尺度扩张的小政府逻辑,用“当下不适合也不愿扩张教科文经费”、“各公立大学逐年扩张自筹经费款项”等理由,将资源与补助自高教场域中撤回已是既定的政策方向。在这样顿失资源得自付盈亏的状况下,大学内部任何的节省与组织“瘦身”都不无小补。

此外,透过分流制度,教育部与各大专院校校方能够将“教育的特殊性”作为抗拒大学被“劳动化”的说词,避免劳动主管机关插手管制教育场域,充分宣示并发挥教育主管机关之管辖权。

但就实际分流一年后的结果却显示:学习型在分流后并未受到任何教育主管机关给予不同于分流前的“学习权益保障”,甚至还缺乏从事具有从属性劳务的“劳动权益保障”;而且学习型助理从事的事务几乎与劳雇型没有不同,甚至取代了更多校内正职人力。显然,教育部在《处理原则》中夸口要“保障学生兼任助理之学习及劳动权益”也只是一席空话。

分流拉低劳动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分流为学习型和劳雇型的后果,更同时拉低了所有学生劳动者的劳动条件。例如为了达成劳保部分工时工作者的最低级距11,100元,避免校方口中的“低薪高保”,有大学以基本时薪反推出每月最低工作时数,要求学生每月需达成一定工时,否则不得应聘劳雇型助理;在学习型方面,大学则卡住奖助学金数额,透过“学习型助理”这道不受《劳基法》工时之限制的后门,得以要求学生提供超额的劳务与工时,造成学习型助理可能领到远低于基本工资的薪资。

甚至还有大学推出“学习型『助学金』高过劳雇型『薪资』”的方案,试图诱惑学生选择学习型,而助学金的金额恰好是劳雇型的薪资和劳健保费用支出略低一点。事实上,这就如同某些企业将劳健保和劳退提拨转嫁为劳工负担。但差别在于企业里这样的行为是违反《劳基法》的;而在教育部的包庇下,各大学可以“合法”地转嫁该项负担。

更恶质的是,设计出“分流”制度的用意,恐怕不是要去个案认定、等待“师生合意”协调出到底归属学习型或劳动型,其最终目的正如台师大在两《原则》实施后一年内,将教学助理、研究助理、工读生各自安插上“师徒制”、“论文学习”、“行政学习”等名义,全面归入学习型中。这就是当代大学的大学精神:对学生的“学习与劳动权益保障”,能一分钱都不付就不付,学生的死活,学生也都自行承担去吧。

总结来说,分流的效果就是降低大学内的助学金支出与人事费用支出。在高教市场化的当下,一间大学的“开源节流”会是其胜败存亡的关键。教育部虽然不鼓励各大学嗷嗷待哺,等待教育资源的挹注;但它相当乐意以一劳永逸的方式,为各大学设想整体制度上能够更加自由松绑的政策,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王淑娟专委似乎对于各大学滥用学习型助理一无所知的原因:因为这套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要让大学不要继续向教育部“哭穷”。

教育部带头 排除劳基法适用

政策实施届满一周年,学习型助理的滥用又有新的趋势。根据教育部的《处理原则》第一点,该项办法应是拘束“各大专校院”在“进用兼任助理时”,须考量其学习性质,并以劳委会函释定义出四类“课程学习”和一类“服务学习”,方得排除《劳基法》适用。

虽然《处理原则》的行文中指出,该行政指导的拘束对象仅有“各大专校院”,但事实上校内的兼任助理并非都由各大学自行管理与出资,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计画助理”,也就是校内的老师向政府单位接受专案或向科技部提案,为了执行计画相关事宜而聘僱的助理人力。

这类人力虽然是由计画主持人在学生中挑选,看似是教育体系中的一环,但实际上来说因为经费来源的缘故,又受到科技部及其他不同计画的主管机关的经费考核限制。这也就是《处理原则》上路后时,会出现“科技部计画助理保费谁来出”的背景,突然多了这么一笔劳健保费用,不论是教育部、大学资方和科技部都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最后虽然决定由科技部吸收,但也仅是在相关办法中,赋予各计画主持人“得”在业务费用中编列纳保相关人事费用,而无强制力。

如果说,现况下的所有兼任助理的确是劳工,是校园内不可或缺又好用的廉价劳动力;但代替各大学资方管理兼任助理的计画主持人,却没有强制负担社会保险的责任,这就是开错了却没被挡下的后门:学习型助理就是“你不想帮他纳保,你就不用纳保”的廉价劳工。

因实际上会去找科技部提案,或会被政府各部门委託或主动承包计画的不只有大学里的教授,这就造成了今日学习型从大学中溢出的现象:彩立方最高研究机构的中研院、跟科技部拿钱聘僱工读生的各个学科学会与协会里都有学习型助理,再加上其他政府各部门不少的计画相关规定,以科技部马首是瞻,甚至连教育部自己也有学习型助理。

学习型助理的氾滥,只要google“学习型助理”或“徵学习型助理”就看得到。在教育部跟大学资方的顽强坚持之下,这份工作可以只讲工作内容,加上“徵求学习型助理”,一切就神奇地被合理化了:可以不提工作时间多长、不提工资多少(甚至没有工资)、不提有没有劳保跟劳退。在正常守法的企业里最一般又合理的要求,在大学这片化外之地却会通通失灵,对兼任助理来说,整部《劳基法》对大学内发生的事情通通都不适用,这就是学习型的后果。

教育部虽然是“教育主管机关”,但与劳动政策之形成、劳动条件的高低变化仍脱不了干系。例如被戏称为“22K方案”的“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即是显例。在2009年的方案实施后,20到24岁的青年劳动者起薪跌落了2,600元,更没有达成预先设定的“缩短产学落差”,反而将青年劳动者引入低薪的基础劳动中。而根据劳动部2015年的统计,彩立方20到24岁年轻人67万名就业者中,有33万人是打工族;倘若把28万名劳动条件偏低的兼任助理加进去,此一制度的设计将对整体青年就业市场的劳动条件造成什么样的改恶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一颗蛋 为所有青年劳动者争取权益

终于要说回这颗蛋了。过去这四年来,教育部和劳动部前,兼任助理们不知道举办了多少次抗议,但始终不如其他学权议题或学生团体的抗议有效,难以吸引彩立方媒体和阅听人们的关注。

对于彩立方主流的“校园民主”论述与参与者而言,劳动议题这类广义的“阶级议题”并没有太多可以介入的施力点;而对于一般的学生而言,兼任助理议题的门槛与涉及层面也较为广泛,很难说明得清楚,关注这项议题的学生努力了许久,举办各种校内的说明会、邀请劳权团体到校内演讲、投书媒体、甚至组成工会,在对同学们努力宣传劳动权益的同时,也在自我进行劳动教育,认识到劳动与学习之间并不互斥,彼此相连相关。

抗议的学生朝专委砸蛋时,当下的愤怒和冲动再真实不过了,而且是在这几年内受到大学资方、教育部、劳动部、科技部、卫福部、行政院等各个行政机构的卸责与打压,经历过无数的抗争反覆累积而来。在过去无数次抗争中,出面回覆的官员多半以拖延推诿的态度“料理”学生,最后推出的《处理原则》更造成无穷恶果,对于青年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已经是颗无法收回的“震撼弹”。

对出面接受陈情的官员而言,只是一份新闻稿的酸言酸语、一场记者会的咄咄逼人,再不过头上留下的蛋液,回家把头洗一洗就没事了,几乎没什么损失;但是谁知道在下一学期会不会有另一场实验室意外,又有哪一个老师苛待助理,更不用提每过一个学期,所有的兼任助理所损失的年资。

情绪是长期积累而来的。在听了好几年反覆、单调又无趣的官员回覆后,任何在场的抗议者都有可能是“怒砸”这颗蛋的人;最重要的是,这颗蛋代表的绝非只是一个人的怒气而已,更是为28万名校内兼任助理、33万名青年打工族、67万名青年劳动者吼出的世代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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