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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归来:重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016/07/29

【编按】本文重返19世纪的历史语境,尝试重新理解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论述“乌托邦vs.科学”方法论上的对立二分,是在政治实践中应思想斗争需要所採取的论战策略。作者借用曼海姆,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对于是非善恶乃至于“能否实现”的判断往往针锋相对,而主流社会与资本主义辩护士将“乌托邦”无差别污名化的结果,就是巩固现存秩序的安然无恙。本文不仅替“乌托邦”平反、正名,同时也唿吁今日的思想者“重估乌托邦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以整全的视野勾勒建构乌托邦,从而介入现实。

一个幽灵,社会主义的幽灵,在世界游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世界受苦的人群情激昂,遥相唿应。然而,尽管疾唿平等和公正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资本巨鳄们却并未胆寒。除了强力国家机器在彼掌握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情绪性的山唿海啸之余,少有人能够针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提出真正有建设性、可行性和冲击力的改造方案。而在美国,这一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最顽固的堡垒,“愤怒的99%”也陷入无力建构社会愿景的困境。这不禁让我们想起19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在清晰的理念、有力的组织引领下以燎原之势蓬勃发展的盛况。本文不打算通过回顾一个多世纪的“时过境迁”来探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而是要重返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称《发展》),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正源处思考社会主义的病因和生机。

恩格斯笔下的“科学”和“乌托邦”

应该说,《发展》的中译名是有误导性的。这部着作的德文原名是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ismus von der Utopie zur Wissenschaft,直译为“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发展》早期中译者多以“理想”“空想”意译utopie,遂沿用至今1

以“空想”对应“乌托邦”,在普通人眼中或许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实际上却是用一个贬义性的日常语彙取代了一个关联着西方历史上多条文学、哲学、政治脉络,内蕴极为深远的关键词,某种意义上是对原着的庸俗化。早期译者如此处理,或许有严复译《天演论》时创制的“乌托邦”一词尚未家喻户晓、直译不利传播的考虑。今天我们对《发展》从学理角度重新审视,实有“正名”之必要。

当然,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驳之意仍然是明显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通行的《发展》英文版标题是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而不是更加准确的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from Utopian to Scientific。英文版1892年在伦敦出版时,恩格斯仍在世并为其撰写了长篇导言,这说明有所改动的标题得到了恩格斯的认可。原标题固有“科学”为“更高阶段”之意,但呈现了“乌托邦”与“科学”内在关联、前后相继的发展关系,英文标题则凸显了“乌托邦”与“科学”的对立。无论在哪种语言中,“乌托邦”和“科学”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反义词,那么,恩格斯为什么要把二者对立起来呢?他是在怎样的历史语境中,在怎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的呢?

创造utopia一词的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乌托邦》的末尾以主人公的口吻说道:“我情愿承认,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徵,我虽愿意我们的这些国家也具有,但毕竟难以希望看到这种特徵能够实现。”2直到19世纪以前,乌托邦往往位于现实时空之外的异域,与其称为建设理想社会的实用蓝图,不如说是讽刺现实社会的哈哈镜。但近代欧洲思想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乌托邦的面貌。“在文艺复兴中,人发现他对生活其中的社会还有别的选择,开始意识到理性的无限力量,明白未来是由自己来建构。在启蒙运动中,人发现理性能够让他不仅拥有幸福生活,还能达致人之完美。”3

至于恩格斯所言Wissenschaft,原本意为“知识、智慧、观念、理解”或“渊博学识;技能”,后演变为“客观知识;知识和研究的一个分支”。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Wissenschaft又有了“作为正式学科之科学”的含义,可以用来指称一门正式学科,也可以指“一个总体性、集合性观念”。后者经莱布尼茨、沃尔夫、A·施莱格尔的发展,最终成为康德所谓“唯此可被称为正确,其确定性无可置疑”的“科学”。“科学”就此成为价值观念和判断,恩格斯的修辞正是这样的观念史背景下展开的4。托马斯(Paul Thomas)指出,马克思并不认为他的学说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研究之外的领域,能够上升为永恆法则和普世真理。他之所以称自己的研究为“科学的”(Wissenschaftlich),乃是因为他相信他的工作是以对当今社会经验事实的观察为基础的系统、缜密的批判分析,这与经验研究不足的早期社会主义者试图本着善良愿望推导出“绝对真理”的努力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5。这种方法论上的对立,使“乌托邦vs.科学”的叙事成为可能。

那么,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尽皆作古的1880年,“乌托邦vs.科学”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恩格斯在《发展》中讲得很清楚:“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支配着19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6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领域并未“圣人出而黄河清”,相反,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依然大行其道,在各个社会阶层都拥有诸多信众。美国作家贝拉米(Edward Bellamy)宣扬改良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名着《回顾:2000-1887》在十九世纪末风行欧美,甚至成为整个十九世纪美国销量第二大的书(榜首是《汤姆叔叔的小屋》),可为明证。7事实上,马克思在巴黎公社之前从未自称社会主义者,而是把自己视为共产主义者。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工人阶级运动得到越来越多社会主义者的支持(与此同时社会改良思想也汹涌回潮),这才有了在旧瓶中装入新酒,重新诠释“现代社会主义”的必要。8考虑到政治实践中的思想斗争需要,恩格斯在《发展》一书中使用近于两分的“乌托邦 vs. 科学”的方式表述早期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自己倡导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分歧,也就不难理解了。正如苏恩文(Darko Suvin)所言,恩格斯在书中保持着论战性(polemical)的姿态。

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乌托邦社会主义为论敌,其理论自不应当在乌托邦思想之列。倘若如此,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不应包含构成乌托邦思想的两个要件,即(一)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状态;(二)不可实现。但我们在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时,不难发现与这两点相关、引人入胜而又颇具争议的内容。

《发展》中有这样一个着名的段落:

一旦社会佔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画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人们自身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至今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9

没有华丽的藻饰,只有简练有力的理论语言构成的陈述,但字里行间对理性的崇尚,对自由的追求,对主体精神的赞美,对社会进步的期冀,在在不逊色于任何一部乌托邦着作。对于读者特别是学术思想界的读者来说,这段几乎每句皆是格言的“理想社会释义”的感染力,和任何一部乌托邦着作相比恐怕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哥达纲领批判》所概括的共产主义社会两大阶段、四大特徵也在其他着作中时有灵光一闪的呈现,例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劳动分工废除后的状况有如下描写: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0

因此,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对心中的共产主义集中进行全面而细緻的铺陈,但其共产主义想像仍可以集腋成裘11。他们并不反对展望理想社会,并且他们自己的展望和乌托邦主义者的想像在原则上是一致的12。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没有详细描绘共产主义图景,原因何在?列维塔斯(Ruth Levitas)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将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需要、欲求和才能因资本主义的限制而难以预见13。乌托邦主义者认为自己发现了“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绝对真理,因此,社会在这种真理的指导下应当如何组织,贯彻了真理的新社会是怎样的面貌,都可以依据逻辑推演而知晓。他们倡导新社会的手段主要是宣传和典型示范,因而需要对理想社会进行生动刻画,使读者如临其境、心嚮往之。相形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部分着述中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诠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中的过程和运动14,实践上致力于对工人阶级的组织,理论上不断深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念兹在兹者并非共产主义画卷。列维塔斯又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策略上的考虑,即自己也给出对理想社会的描述,会削弱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力度,因为这种批判是方法论的批判,如果存在与对手相同的做法,就会贻人口实。除了以上两个原因,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开放性也需要纳入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一直在发展之中,早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露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前引恩格斯对“自由王国”的陈述有着微妙而重要的不同,而马克思早期和晚期的思想也有差异,其探索直到去世也不曾终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心态,自不利于新天新地的全景描摹。

综上,理想的社会制度和状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着作中因各种因素而呈碎片化、理论化的形态,但总归是存在的。在逻辑上,这不难解释:号召成千上万人参与社会运动,必然要求理论家提出令人心动的愿景,以诉诸希望的力量。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可实现性。

这无疑是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但如果避开信仰层面,仍然可以就理论框架和实践效果展开讨论。恩格斯在《发展》中对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评论道:“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15言下之意——后文中“必然性”“必然产物”反覆出现,意味相同——科学社会主义是与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成熟理论。但是,垄断、国家垄断、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消费社会、全球化......等诸多现象,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要嘛还没出现,要嘛远未发展到成熟阶段,所以恩格斯的批评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具体到其设想,国家在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后自行消亡这一条,就很值得推敲。在存在国际竞争的情况下,一国之国家机器烟消云散,后果恐怕多半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许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佔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繫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16寄希望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人们的普遍交往造成均质化的世界,这难道不是形式上优美但却不实际的想像吗?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即便是在“普遍发展”和“普遍交往”最接近现实的欧盟,“同一个欧洲,同一个声音”也不过是个被金融危机轻易戳破的肥皂泡17。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体大思精,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任何一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指导社会运动和革命斗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也让乌托邦社会主义望尘莫及,但就目标的可实现性和实现情况而论,只要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就不能不承认,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也是乌托邦18。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异性,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既代表了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幻想的最强有力的方面,同时又对『乌托邦主义』提出了最勐烈的批判。”19

坦然的乌托邦

在今天,说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乌托邦,有人难以接受,视为辱没先哲,也有人颔首一笑,心道水落石出。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论者都延续了19世纪以来的做法,将“乌托邦”理解为贬损性称谓。其实,“乌托邦”的流行用法并非不可推敲,历史上对这个术语的理解也没有定于一尊。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对乌托邦和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都会豁然开朗。

曼海姆(Karl Manheim)对乌托邦有如下界定:

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

这种不一致常常在以下事实中很明显:这种思想状况在经验上、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朝向于在实际环境中并不存在的目标。然而,我们不应当把每一种与直接环境不一致的和超越它的(并在此意义上“脱离现实”的)思想状况都看作是乌托邦。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地打破当时佔优势的事物的秩序。20

不难发现,曼海姆的乌托邦定义包括两个部分:(一)与现实不一致(超越现实);(二)实践层面倾向于颠覆主流秩序,对应着但又区别于通行定义中的“社会理想”和“不可实现”。作为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认为,对何物为善、能否实现的判断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形成的,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看法会迥然不同甚至针锋相对。“那些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与他们在其中有明确地位的现存秩序紧密联繫起来的人,总是明显倾向于把那些仅仅在他们自己生活的秩序框架中显示出不可实现的所有思想称作绝对的乌托邦。”21但事实上总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在取代现存秩序的新秩序中得到实现,因而它们在只能付诸言辞、形诸文字的时候其实是“相对的乌托邦”,或拉马丁所谓“早熟的真理”。与之相对,虽然超越现存秩序,但不推动革命、甚至与现存秩序相得益彰的思想,就是该时期的意识形态。比如,憧憬彼岸乐土、来世轮迴的宗教观点,往往在现世扮演着马克思所谓“精神鸦片”的角色,如印度教之于种姓制度。而当某种宗教或某个激进的教派试图建立人间天国,意识形态就转化成了乌托邦,如再浸礼教徒的狂热的千禧年主义——这正是曼海姆所概括的乌托邦思想的第一种形式。另外三种形式分别是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保守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22

由此,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围绕“乌托邦”这一标籤展开的论争,与资本主义的辩护士将它们统称为“乌托邦”的无差别攻击,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在认可、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和思想体系(往往打着“自由民主”或“市场经济”的旗号)的人看来,现存秩序即便不是完美无缺的,也是人类所能建立的秩序中最好的,而任何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思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什么主义,都是根本不可实现的空想。至于前一类论争,是反抗现存秩序的思想阵营内部的兄弟阋墙。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居于弱势、非主流地位却又思想相近的对手之间的争夺,往往成败攸关,难免愈发激烈甚至不留情面。今天我们重新审视19世纪的“乌托邦之战”,当有后见之明(hindsight),不应再受《发展》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特定修辞的束缚,需要结合整个历史语境认识各种各样的乌托邦思想冲击既有秩序的意义,否则我们既无法公正地评价乌托邦社会主义,也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衰机制达成深刻的认识,更束缚了自己“创造历史的意志”23

重新认识乌托邦,更深的考虑在于现实。正如曼海姆所揭示的那样,乌托邦污名化的后果,就是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现存秩序安然无恙。任何试图真正超越现实,特别是引领相关实践的思想,都会被迅速贴上“乌托邦”的标籤,连进入学术思想论域都困难,遑论挑战葛兰西所谓文化霸权。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仅要归咎于资本主义秩序的代表,也需要反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承其遗绪的马克思主义。当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发展》随之跻身官方认可的经典,是书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否定也就成为不刊之论。这种历史遗蹟的教条化,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原本被视为乌托邦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化之后水到渠成的发展。有趣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在共产主义毫不令人意外地被当作最大的乌托邦横加挞伐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出品了自己的“乌托邦”——法兰西斯·福山所谓“历史的终结”。当然,这实际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福山的论述中,“历史的终结”是冷战后佔据压倒性优势的自由市场秩序自然延伸的结果。借用《回顾》中的话说,“人类漫长的、令人厌倦的冬天已经结束,夏天已经到来”,普世大同就在面前。这种幻觉很快就破灭了,但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却以“华盛顿共识”等种种名目长期佔据着主导地位。为害甚烈的新世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蔚为大观,有生命力的社会改造方案却寥寥无几,足见乌托邦思维之萎缩24。问题的严重性,由曼海姆对乌托邦与现存秩序之间辩证关系的描述可知:

每个时代都允许不同地位的社会集团提出一些观点和价值,它们以概括的形式包括了代表每一时代需要的未被实现和未被满足的倾向。这些思想因素然后变成打破现存秩序侷限的爆破材料。现存秩序产生出乌托邦,乌托邦反过来又打破现存秩序的纽带,使它得以沿着下一个现存秩序的方向自由发展。25

这段话单独看或有唯心之嫌,但社会存在的发展的确离不开社会意识的推动,在一定时刻更是可能对特定思想产生迫切需求。当下时代“未被实现和未被满足的倾向”已在新自由主义攻城略地之际充分发育,甚至连波兰尼所说的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也已经如火如荼,而能够整合社会改造思想、引领社会运动、有效挑战自由市场秩序的乌托邦依然云深不知处。重估乌托邦的价值,目的不在于为任何特定思想辩护,而是要驱散笼罩在社会发展探索道路上的意识形态阴云,让思想空间复归于开放。

当然,今天的思想者要坦然、自信地以建构乌托邦的方式去介入现实,尚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准确定位。波普尔(Karl Popper)曾将乌托邦思想称为“社会工程学”(social engineering)加以批评,其观点有合理之处。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往往认为自己能够为社会改造绘制可以指导精确施工的蓝图,这种观点的确高估了理性的力量。如以工程比拟社会改造,那么彻底改造一个蕞尔小国的复杂性和难度恐怕也要远远超过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工程。这是因为,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复杂、多变、可塑却又有限度的人性比自然更难把握,当林林总总的人周而复始地以各种方式交流、沟通而形成整个社会的运动变化,再加上与之相关的自然因素,精确分析其方向和轨迹非人智所能及,对其进行总体规划不免缘木求鱼。但如果因此否定乌托邦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建构性功能,认为乌托邦只能承载社会批评,“观乎民怨”,又或者像布洛赫(Ernst Bloch)那样仅仅在“希求美好”的意义上对乌托邦精神进行本体论层面的肯定,就陷入了相反的误区,对理性的潜力过于悲观。其实,乌托邦除了描述愿景鼓舞人心之外,还能够在许多方面为社会进步提供灵感,如《乌有乡消息》之于城市规划、《生态乌托邦》之于环境保护。乌托邦总是不完备的,但重要的并不是人尽皆知的不完备性,而是在针砭时弊和探求改良方面所达到的片面深刻。若对朝向幸福、未来和可能的乌托邦不辨妍媸一概否定,套用波普尔的话,那也就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

其二,恢复整全的视野。这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乌托邦当对社会进行全盘规划。无论在pangjiu.net还是西方,历史上的社会理想都可以分为“入世”和“出世”这两条脉络,如柏拉图之理想国、儒家之大同都在“入世”之列,而莫尔之乌托邦、陶渊明之桃花源等异域隐乡则更具“出世”意味。凡“入世”乌托邦,大抵都语涉社会各个领域,尤重政治经济纲领。这条脉络,在20世纪初中西唿应的乌托邦思潮(以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威尔斯的《现代乌托邦》为代表)之后渐次式微,在“行胜于言”的国际共运陷入低谷之后也不曾复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乌托邦思想有所复甦,但出现了逃避宏大叙事的倾向,具有“入世”色彩的乌托邦思想者也往往瞩目于特定领域,如性别、生态等。这其实是剑走偏锋的努力。“现存秩序”的核心在于其政治经济架构,不敢直面这一架构者是绝无可能在“文化战”中尽其全功的,因而确有济世抱负的思想家需要像当年的马克思一样对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全面剖析和展望,舍此不足以建构曼海姆式乌托邦。其次,乌托邦应具有世界维度。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上没有“隐者国度”,一城一国不可能独善于世。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乌托邦都必须是涵盖全人类的普世乌托邦,而是说,有意义的乌托邦都应该包含关于如何在旧制度的环视之下可持续发展的思考。同时需要指出,“外部”并不仅仅存在着威胁,错综复杂的世界状况事实上正是乌托邦生长的沃土。

本文原发表于《科学社会主义》2016年02期。

  • 1. 参见薛俊强《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研究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页51-53。
  • 2.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戴镏龄译,商务印书馆,1996,页119。
  • 3. Fátima Vieira, "The Concept of Utopia,"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Utopian Literature, ed. Gregory Clae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9.[/fm]19世纪的思想者笔下不再是对希望心存犹疑的乌托邦,而是拥抱进步、憧憬未来、倡导行动的善托邦(euchronia),作者普遍相信自己的方案足以引领社会实践。而当同一时代有多种理念和内容存在相当差异的方案并驾齐驱时,互相指斥“不切实际”“流于空谈”就成为惯常景象。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谓“乌托邦”与“不现实”大致等价,而他们的批评对象并不接受这顶帽子,因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既有对现实的准确分析,也提出了切中肯綮的解决方案;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也被批评者冠以“乌托邦”之名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eter Lang,2011, p.41-42. 对手攻击马克思时对“乌托邦”一词的使用,可见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与此相反,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则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等等一类空话,来非难实证的批判者,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页111。
  • 4. Darko Suvin, " 'Utopian' and 'Scientific': Two Attributes for Socialism from Engels," Minnesota Review, No. 6, Spring 1976, 62-63.
  • 5. 保罗·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王远河、王克军译,铁省林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页26-85。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页536-537。
  • 7. Krishan 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Basil Blackwell, 1987, 133.
  • 8. 保罗·托马斯,《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从恩格斯到阿尔都塞》,页21-26。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页564-565。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页537。
  • 11. 参见Bertell. Ollman, "Marx's Vision of Communism: A Reconstruction",  Critique 8.1, 1977, p.4-41.
  • 12. “乌托邦主义者所宣佈的运动的两个最终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佈的最终目的。”区别在于,“只是手段不同,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为乌托邦寓言的云雾所掩盖。” 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页208。
  • 13. Ruth Levitas, The Concept of Utopia, p.50.
  • 14.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页539。
  •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页528-529。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页538-539。
  • 17. 论者或谓,“普遍均质国家”已现端倪,科耶夫之梦未必虚妄,假以时日,方见终局。但若“乌托邦”之詈可以诉诸莫须有御之,乌托邦社会主义岂非尽可据此辩诬?须知,以宣传和典型示范倡导之社会主义从未退场,今日依然比比皆是,柄谷行人发起之“新合作运动”便是一例。二百年来乌托邦社会主义并非了无成绩,如今面对质疑亦大可笑言“诚待杰构于来哲”。
  • 18. 布洛赫、施密特、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思想,但理由与笔者不同。参见陈振明,〈是从乌托邦到科学,还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理论〉,《东南学术》1994年第4期,页50-55。
  • 19.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张宁、陈铭康等译,pangjiu.net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4。
  • 20.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周纪荣、周琪校,商务印书馆,2002,页196。
  • 21. 同上,页200-201。
  • 22. 同上,页215-253。
  • 23. 关于乌托邦的历史效用,参见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页18-26。
  • 24. 即便如此,美国的保守派已经未雨绸缪,将“佔领华尔街”等“社会混乱”的根源归因于美国历史上的乌托邦传统。意识形态对乌托邦之恐惧,可见一般。参见Matthew Continetti, "Anarchy in the U.S.A.: The Roots of American Disorder".
  • 25.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页203。
责任主编: 

李广益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乌托邦研究会(北美)会员,《经略》辑刊编委。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2004),清华大学中文系硕士(2007),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亚洲语言文化系博士(2013)。博士论文题为"Peace under Heaven: The (Re)Making of an Ideal World Order in Chinese Utopianism (1902-1911)"。研究方向主要包括pangjiu.net现当代文学、科幻文学与文化、乌托邦文学与思想、pangjiu.net思想史等。在《pangjiu.net现代文学研究丛刊》《pangjiu.net比较文学》《当代作家评论》《乌托邦研究》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若干篇,并有小说、随笔、时评、译文散见于《读书》《科幻世界》 《社会观察》《文汇报》等报章杂志。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抗战文学中的认同问题研究”。曾担任北京大学科幻协会会长,第五、第六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评委,先后主持学术网站“科幻理论网”、“世界华文科幻研究坊”,定期发布《pangjiu.net科幻月报》(Chinese Science Fiction Newsletter)。编着《pangjiu.net科幻文学再出发》(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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