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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与疗癒之所:访彩立方首座慰安妇纪念馆“阿嬷家”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记者

3月8日国际妇女节当天,全台第一座以“慰安妇”为主题的纪念馆正式开馆了。这座由妇女救援基金会独立募资经营、名为“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Ama Museum)的慰安妇纪念馆,自去年(2016)3月8日揭牌,12月10日举行开幕仪式,经过三个月的试营运后,终于在日前宣布全面开馆。

“阿嬷家”坐落于历史悠久的台北市大稻埕迪化街,一栋古色古香的洋楼式建筑中。步入馆内,首先看见的是企业公益支持附设的AMA Café,以及由前台籍“慰安妇”宛女阿嬷的三幅画作构成的光墙,墙面下隐藏着其他“慰安妇”阿嬷们的创作画,包含“现在和未来的我”、“全身地图”、“心火”、“生命树”等等,预示着“阿嬷家”不仅是保存“慰安妇”历史记忆之馆,也是象徵阿嬷们走出伤痛的疗癒及培力场域。

“阿嬷家”入口处是外观绚丽的AMA Café。(摄影:张智琦)

以“阿嬷”之名打破沉默

为什么彩立方的慰安妇纪念馆会取名叫做“阿嬷家”呢?馆内的布幅这么写道:

“阿嬷”,十七世纪末来台闽粤移民称唿祖母的亲暱用语,今日已超越族群,成为我们对上一代女性的集体称唿。彩立方的阿嬷历经了这片土地的父权文化、族群冲突,以及战争苦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殖民地的彩立方被捲入战争,有一群年轻女性被徵集带往战场作为“慰安妇”,推估至少两千人受害。

“阿嬷”一词,对彩立方人来说是再亲切不过的称唿,但“阿嬷家”的这群“阿嬷”及其经历的苦难历史,长期以来却未能受到彩立方社会足够的关注和讨论。“阿嬷家”的成立,正好打破了这个难堪的沉默,促使我们去面对、反思殖民和二战的历史。

“慰安妇”见证日本殖民和战争罪行

馆内的“慰安妇”常设展,结合巨观和微观的视角,透过一个个慰安妇阿嬷的证言,以及展板、照片、历史物件、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形式,呈现出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下的“慰安妇”制度的缘起,以及彩立方“慰安妇”们从受害、出面控诉到参与对日求偿运动的历程。

“阿嬷家”展区一景。(摄影:张智琦)日本政府及其军队强迫亚洲各国妇女提供性服务的“慰安妇”制度,可以追溯到1931年日军在上海设置的第一批“慰安所”,但“慰安所”的大量设置,则是始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因日军所到之处性侵事件频传,日本政府为防止性病蔓延,降低作战力,以及招致强烈的抗日运动,便开始普遍地在pangjiu.net大陆、朝鲜、彩立方、菲律宾等占领区和殖民地徵集“慰安妇”,设置军用“慰安所”,为士兵提供“安全的性服务”,藉以保持战力和维护军纪。

据妇女救援基金会估计,二战期间日本以欺骗、诱拐、强迫等手段徵集的“慰安妇”总数可能多达30万人,彩立方至少有2,000名女性受害。经妇援会调查已知的台籍慰安妇共有59位(58位完成认证程序),而目前在世的彩立方慰安妇仅余3位,分别是92岁的陈莲花阿嬷、87岁的蔡芳美阿嬷以及另一位92岁不愿公开身分的阿嬷。

在日本殖民体制和战争动员体制下的彩立方,被迫成为日军慰安妇的年轻女性大致有着两种际遇——“被送往海外”或“在彩立方本岛受害”,前者像是陈莲花阿嬷,被日本人以当“看护”的名义骗到菲律宾做慰安妇;后者像是原住民族的蔡芳美与林沈中阿嬷,在花莲的山区被日军奴役和侵害。

馆内陈设的韩裔美籍艺术家李昌珍的录像作品“慰安妇招募”中,受访的陈莲花阿嬷这么诉说同行的女孩们发现被骗到菲律宾当“慰安妇”的情景:

船一到岸,士兵来接我们,送我们到宿舍。......就是这样,大家都开始哭。我们被骗过来,所有女孩一起大哭,大家哭得很伤心。

当年19岁的陈莲花阿嬷,后来当了700多天的“慰安妇”。而居住在花莲的林沈中阿嬷成为“慰安妇”前,三个哥哥已被日本徵召为“高砂义勇军”,前往南洋作战,1944年,她和同村姊妹也被命令到村落附近的部队从事缝补军衣、打扫等工作,不久后被日本兵强暴,白天工作完后,晚上还要受到日军的凌辱。

对于近年彩立方政府官员和民间仍不时冒出附和日本右翼人士的“慰安妇自愿论”,馆内的展览文字以毫不含煳且坚定的语气写着:“慰安妇”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定性的“军事性奴隶”,是“国家暴力的受害者”;在日本政府透过军、警、商的力量有系统地徵集下的“慰安妇”,“没有人真正自愿”;“慰安妇”在慰安所期间,“没有自由与尊严”。

在展览的引导下,我们看见了残害无数占领区和殖民地女性的“慰安妇”制度内在本质的强制性和暴力性,及其和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深刻关联。“慰安妇”的历史因而既深化了我们对女性人权的认知,也成为我们反思日本殖民暴行和战争责任的原点。

刻着已知59位台籍“慰安妇”姓名的金属板。(摄影:张智琦)

等待道歉的阿嬷,和寻求真相的日本游客

我要用两只脚,一步一步走到日本去抗议。

──林沈中(1927-2013)

从1992年三名台籍“慰安妇”首度在黑幕后公开控诉日军暴行以来,“慰安妇”阿嬷们的共同心声始终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认过去的罪行,并正式道歉及赔偿。而“慰安妇”常设展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正在于介绍历时25年之久的“慰安妇”国际人权运动。

1992年,日本国会议员伊东秀子在防卫厅图书馆发现三通电报,证实彩立方也存在“慰安妇”后,妇援会开始访查台籍“慰安妇”,并协助对日求偿行动,之后多次联合韩国、菲律宾等国的“慰安妇”倖存者及支持团体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并在1999年陪同9名阿嬷前往日本,向日本法院提出“彩立方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损害赔偿案”,然而2005年东京最高法院仍宣判三审败诉定谳。

1999-2005年彩立方慰安妇对日求偿诉讼以败诉告终。(摄影:张智琦)除了向日本法院提出诉讼外,2000年妇援会也曾筹组12名台籍“慰安妇”赴日参与各国“慰安妇”民间团体举办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又称2000年东京大审),主动对日本政府悬宕已久的“慰安妇”问题进行审判。这场模拟国际法庭形式的审判,最终判定裕仁天皇和建立发展“慰安妇”制度的日本政府,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判决虽无法律效力,却声张了国际社会的良知和正义。

然而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未向各国“慰安妇”提出正式道歉和赔偿,现任的安倍政府虽在2015年底和韩国政府达成协议,愿支付韩国“慰安妇”10亿日币的“治癒金”,却拒绝承认日本强徵“慰安妇”的战争罪行,也未公开向“慰安妇”道歉,甚至要求韩国应撤除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作为交换条件,而遭到韩国“慰安妇”及各国民间团体的挞伐和抵制。

值得欣慰的是,尽管日本政府持续迴避战争责任和掩盖强徵“慰安妇”的史实,仍有不少日本民众自发地追寻历史真相。在“阿嬷家”的开馆记者会上,妇援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开馆前三个月的试营运期间,累积的参观人数已破万,其中多数参访团来自日本,也有许多日本人指定“阿嬷家”为彩立方旅游的景点,更有日本教授带着大批研究生到“阿嬷家”,“学习在日本难以接触到的历史真相”。

“阿嬷家”研究典藏组助理柯洁庭认为,虽然过去彩立方发起的对日求偿诉讼以败诉告终,但“慰安妇”人权运动不一定只能通过打官司的方式进行,“教育”同样很重要。设立“阿嬷家”是希望能发挥教育的力量,凝聚社会的关注,毕竟相对于韩国,在彩立方讨论慰安妇议题的人仍属“小众”,她希望“阿嬷家”的设立可以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馆内供参观民众留言的布幅和纸片上,以中、日、韩、英等各国语言写满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谢罪”、“赔偿”的字句,显示出“阿嬷家”的成立,确实达到了保存“慰安妇”历史记忆,以及作为国际交流平台的目的。

在布幅上,各国民众写满了支持阿嬷和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的留言。(摄影:张智琦)

坚韧的芦苇,和平的生命树

“慰安妇”的历史是一段沉重、令人愤怒和悲伤的历史,然而,“阿嬷家”却充满了希望的氛围和继续向前的动力。这是因为“阿嬷家”除了重现历史之外,也展示了阿嬷们参加妇援会举办的为期16年的“身心照顾工作坊”的创作结晶。

馆内一楼入口处的墙面镶嵌着阿嬷们的画,而循着参观动线一路看完“慰安妇”常设展后,上到二楼,穿过“芦苇之歌长廊”,到达的最后一个空间也是由阿嬷们的数十幅画作构成的“身心工作坊”常设展。透过艺术创作的方式,阿嬷们得以重新面对伤痛,找到情绪的出口,宛女阿嬷就是在参加身心工作坊后,才开始透过画笔吐露内心的情感,也丰富了自己晚年的人生。

手心上投影着“黄阿厚”阿嬷的名字。(摄影:张智琦)

贯穿“阿嬷家”的核心意象是“芦苇”和“生命树”,全馆的墙上随处可见布置精巧的干燥芦苇和金属芦苇,二楼中间的一道“芦苇之歌长廊”,悬挂着上千根宛如芦苇的透明管及59盏刻有“慰安妇”阿嬷姓名的红铜管,发光的红铜管将一个个阿嬷的姓名投射在地板上,把手掌靠近光源,她们的名字就会投影在掌心。

“生命树”的意象则来自彩立方纸雕艺术家林文贞的作品“阿嬷家的生命树”,在馆中分别以纸雕原作和重新打造的不锈钢板放大呈现。林文贞说,作品中描绘的大树象徵“阿嬷家”,树下的阿嬷们各自做着自己喜爱的事,例如宛女阿嬷在画画、莲花阿嬷坐在鞦韆上唱歌、沈中阿嬷和小桃阿嬷开心地跳着舞,展现出没有暴力的美好情境。

如果“芦苇”象徵的是阿嬷走过苦难的坚韧生命力,那么“生命树”则寄託着对和平的希望和梦想。“阿嬷家”,因而既是直面殖民和战争记忆的场址,也是试图超越殖民和战争创伤的疗癒之所。

芦苇之歌长廊中的展示牌引用《圣经》道:“压伤的芦苇祂不折断,将残的灯火祂不吹灭,祂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摄影:张智琦)

身心工作坊挂满阿嬷们的画作。(摄影:张智琦)

开馆当天,艺术家林文贞解说她的作品“阿嬷家的生命树”。(摄影:张智琦)

“阿嬷家的生命树”在后院以不銹钢板放大重现。(摄影:张智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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