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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读柯宾的崛起:一个左翼的视角

2017/10/11

柯宾无疑是一位敦厚而忠实的改良主义者。但,也因此,他将面临改良主义的全部问题。

2015年5月7日,在英国国会大选中面临再次败选的工党,当时的工党领导人——知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学者之子艾德‧米勒班(Ed Miliband),隔日随即宣布负起政治责任,辞去担任了约4年8个月的党魁一职。

该年9月,自1983年成为国会下议院议员后,从未担任过任何内阁(或者影子内阁)成员,被视为工党内左派的边缘候选人——杰若米‧柯宾(Jeremy Corbyn),在工党党魁选举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当选。

隔年,仅短短9个月多月左右时间,工党内的中、右派藉脱欧公投等议题,开始对柯宾的领导权提出挑战,党内影子内阁成员纷纷辞职逼宫,党内多数国会议员支持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党内情势完全不利于柯宾,然而拒绝辞职的柯宾,在2016年9月;一年内的第二次党魁选举中,再一次囊括了超过六成的选票,强势击退了竞争者欧文‧史密斯(Owen Smith)。

从最不受欢迎到离唐宁街10号一步之遥?

事实上,从柯宾当选工党领导人的那一刻起,英国的主流媒体(尤其是右派传媒),就毫不遮掩的攻击柯宾明确偏左的主张与立场,不断透过将他描述、定调为unelectable(无法选赢的)在野党领导人。甚至将他比喻为工党1980年代上一位试图将党带往左转的党魁富特(Michael Foot),并以1983年富特与工党在大选中惨败的经验,预言柯宾带领下的工党必然将在选举中走向溃败1

对于工党党内主流的中、右派以及英国媒体,几乎坚定不移的看法是:工党在1994年布莱尔当选为在野党领导人后,所逐步确定的“共识”或“真理”是,工党只有在意识型态与政治主张上,放弃传统偏左的“改良主义”色彩,放弃以工人阶级为主要支持对象,极力往中间靠拢,将党定位为“大众党”而非“工人阶级政党”,才有可能获得执政的机会。这个所谓的党内甚至社会的所谓“共识”,主宰、制约了工党党内超过20年的发展路线。

然而,这个被不断警告牢不可破、不应该越雷池一步的“共识”,在今年6月份的英国国会大选开票后,彻底的粉碎与瓦解了。

柯宾在2015年成为工党领导人后,不同于他的前任党魁米勒班——对于党内路线“左转”显得摇摆不定、迟疑踌躇,面对工人与学生的抗争态度暧昧、模煳。柯宾打从一开始就高举了左转的大旗,他大大方方的自称为“社会主义者”(虽然,这里“社会主义者”的意义与内涵还是在改良主义的框架下来界定)。

举例来说,当米勒班在2015年大选前,终于略为抱定主意、明确表态,将推动让大学学费从9,000英镑,较为温和的调降为6,000英镑时(2010年保守党政府一次性地将大学学费自3,000英镑巨幅调涨至9,000英镑,而引发数十万高中生与大学生的大规模抗议,而事实上,将高等教育推向商品化与市场化,最剧烈的转变其实是出现在布莱尔执政的时期)。柯宾成为党领导人后的主张,却是直接废除学费,让英国的大学回到早年免学费的传统。

这种明确、不再是模稜两可的“左转”主张,事实上一直是柯宾成为国会议员以来的长期立场,这也是他过去在党内“边缘”的主因,但当他成为党的领导人后,这样的主张与立场,让许多过去对工党已经死心与绝望的工人与青年,开始重新对工党产生希望,其中更有许多人开始主动参与到“支持”/“保卫”柯宾路线的运动。

大幅成长的年轻选民支持

今年4月,保守党首相梅伊宣布解散国会、提前进行大选,梅伊与保守党原本的算盘,是希望在脱欧公投后,操作脱欧的议题、先发制人,希望透过提前改选重挫工党,来“确保英国拥有更稳定、更有力的政府”。然而6月份大选结果出炉后,结果却让保守党以及工党内中、右派哑口无言。

柯宾领导下的工党,在选举期间推出了被形容为自1983年富特以来最“左倾”的选举政策主张宣言,除了废除大学学费外,还包括了将推动铁路与邮政部门重新国有化、打击企业逃税、取消给企业的税赋减免等等政策主张。柯宾在选战中结合各大小左翼组织、青年团体与草根社会运动团体2,透过大小演讲、社群媒体等方式直接与民众接触,绕过主流媒体不友善与敌视的干扰,最终,工党胜选的席次大幅度增加了30席(发动提前改选的保守党反倒减少了13席),如果以总体得票率来看,柯宾带领下的工党拿到了超过40%的得票率,足足比2015年的大选增加了将近10%选票,这是自1974年以来工党在大选中的第三高得票率(前两名分别为1997年的43.2%与2001年的40.7%)3

如果从选民支持的年龄结构来看,工党在18-24与25-34两个年轻的年龄层民众当中,分别获得了超过六成与接近六成的压倒性支持率(相较于2015两者皆呈现了约20%的成长),而且,根据媒体的报导,青年登记成为选民的人数更是创下新高。即便在35-44这个年龄层,工党也拿到了获得了超过50%的支持4

若以选民阶级与区域来看,柯宾领导的工党,此次也拿回了许多本来就是传统工人社区的重镇,过去在工党右转时期流失的选票。

“柯宾现象”反应了什么?

大选过后不久,柯宾竟然从主流媒体过去“最不受欢迎”与“无法选赢”的党领导人,在最新的民调中,成了英国民众眼中“最适合担任首相”的政治人物。经济学人杂志在选后几天的一篇评论中,下了这么样的一个标题:

布莱尔路线在6月8日正式终结,工党现在是属于柯宾(路线)了!5

2015年工党输掉大选时,伦敦金融时报写的一篇题为“米勒班的左转让工党输掉选举”的专文分析6。然而,不过事隔两年,当下“柯宾现象”背后所反应的,其实是工人阶级与青年们,这一、两个世代的民众,过去三十多年新自由主义风潮下最大的受害者,在历经金融危机后新一轮的“樽节政策”进一步攻击各项“社会福利”与“公共服务”后,用清楚的行动与态度,表达出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与贫富不均的愤怒与不满。

换言之,米勒班与工党在2015年输掉大选,并非如主流媒体所宣传的太过“左倾”,而是根本不够“左倾”。

入主唐宁街10号是当前左翼的最高目标?

这其实才是英国社会兴起的“柯宾现象”背后所传达出最宝贵而关键的讯息。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的愤怒,对走不出金融危机的不耐,让民粹主义隐隐蠢动着,这股社会集体愤怒、失落与焦躁,需要一套分析与解释、需要一个可以说服的计画与方案、需要一个可以让安置他们愤怒的政治选择,这样的选择,如果左翼无法承担,那么,极右翼与法西斯就会趁势而入。

对于左翼而言,或者更明确的说,对于不同于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左翼而言,“柯宾现象”终于在英国政治撑开了一些左翼发展的空间与契机,然而,“柯宾现象”同时也伴随着危机与风险。

简单来说,将柯宾与工党送进唐宁街10号,会是或应该是“左翼”的最高目标吗?对于工党党内目前暂时休兵、闭嘴的中、右派而言,现阶段当然是开始殷切着期盼的柯宾重新带领工党重返“执政荣光”。但对于为数众多过去根本放弃工党的左翼小团体与草根社运组织,让工党重新入主唐宁街10号,很可能只会再一次重演过往历史上不断发生改良主义的各种侷限、甚至悲剧罢了。

事实上,综观柯宾在大选所提出来的政策主张宣言内容,一来,在社会主义左翼经济学家的分析中7,其实非但称不上太过激进,实际上左转的力道恐怕都还尚嫌不足,对“战略性事业”国有化的规模,其实并不足以撑起疲弱不振的国内投资,而更关键的是,即便是这样的政策纲领,以目前工党内仍旧是中右派当道的情势,以目前英国具垄断地位的跨国金融机构仍强势主导、影响着英国的各项政策方向,以目前资本家与媒体对柯宾左倾路线不断上升的敌意,一旦工党与柯宾真正透过选举重新执政,恐怕都很难让这些目前提出来政策纲领一一落实。这其实并非只是当前英国的政治困境,坦白说,这很可能是长久以来所有改良主义者与改良主义政策的根本困境。

回顾Syriza:在希腊的崛起、困境与“背叛”

上述英国的政治困境绝非孤例,同为欧盟一员的希腊这些年来的发展,即可作为佐证,这些年来一度打着“反樽节”旗号,在希腊政治局势中不断扩张、捲动大规模左翼与社会运动团体支持的新兴政党Syriza(激进左翼联盟),2015年甚至在获得多数希腊工人与青年的支持下,成为希腊国会的第一大党主导组阁执政。

然而,Syriza的快速崛起的过程中,为了迅速获得最大支持、取得执政权,原先较为激进主张逐渐被更加温和与改良者所取代。甚至在执政后,即便在公投压倒性反对继续接受欧盟、欧洲央行所提出对劳工与基层民众无比严苛的“樽节方案”,Syriza的执政团队依旧选择留在欧元区,甚至以更加严苛的条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会、欧盟及欧洲央行“三驾马车”所提出的纾困“樽节方案”,而被严厉批评为“出卖灵魂”8

Syriza的困境其实与英国左翼或者全世界左翼的困境多多少少有些类似,在过去近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当道的右翼意识型态霸权之下,2008年危机后的工人阶级群众,事实上,呈现的一种意识型态近乎真空的状态。当前对资本主义危机与新自由主义的不满与愤怒,多数恐怕是来自于素朴的直观,而相对缺乏完整对左翼意识型态的整体认识与思想准备,在这样的情况底下,Syriza或者柯宾主导下工党,虽然短时间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样的社会集体需求,而成为不满与愤怒下的新选择,然而,一旦这样的政治力量在掌握国家机器执政后,受限于各种随时准备反扑的反动力量,以及改良主义本身的政治选择,发生类似上述Syriza被视为“背叛”的重新转向,对左翼政治与左翼力量的反挫与重创,恐怕将是更为严重!

怎么办?

那么,倘若重新高举“正统”或“古典”改良主义的旗帜,试图在资本主义的代议制度中取得“执政权”,寻求推动改良主义政策,恐怕并非当前左翼运动最重要与最关键的目标的话,那么,面对世界各地工人与青年在金融危机后对资本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不满与愤怒时,左翼运动优先的工作与任务又会是什么呢?

无论是在英国、希腊,或者是其他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把握住在这些因政治经济大环境变动所极为难得开启民众意识转变的契机与空间,透过对左翼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推介与传播,让更多的工人与青年,能够清楚而正确的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剥削的本质与其内在必然且无法调和的矛盾;能够充分意识到:当前的困境,无法靠着努力解决资本主义“内”所产生的问题来克服,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问题;能够耐着性子理解到:要取代资本主义,不可能藉由在资本主义内取得“单一”一个国家“一时”的执政权来完成,它必然需要仰赖一个全球的、国际主义式的漫长全面性革命进程。

而这不代表左翼应该自动放弃掉日常生活各个战场的政治或经济斗争(诸如代议制度选举或个别工会的组织工作与活动),相反地,左翼应该更积极的介入,但重点是我们需要同时赋予这些行动更深刻与更长远的意涵。让群众在资本主义代议制度中看见它的侷限与反民主本质,让工人在工作组织起来的行动中,体认必须超过资本主义僱佣制度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使工人阶级与青年的意识型态与政治认识全面提升与武装,以作为下一波扩大左翼运动的坚固基础,直到我们能够真正翻转并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或许,才会是左翼在无论是英国的科宾热、希腊的Syriza热等现象中,真正最优先的工作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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