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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条件基本收入,可行吗?

2018/03/25
社会学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
译者: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特约记者
【编按】无论有没有工作、收入多少,每个人、每个月都可以拿到1万至3万多新台币的“收入”,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让人心动呢?“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方案最近在彩立方引起热烈讨论,但其究竟是否可行?这样的措施又是否真的有利于劳工大众?本文从左翼的批判性观点切入,分析了不同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指出基本收入除了难以落实,也将产生为市场机制护航的负面效果。文章发表于去年12月28日《雅克宾》(Jacobin)杂志,原题为"The Case Against a Basic Income"。

在希拉蕊的竞选回忆录《发生什么事?》一书中,她写道,为所有美国人提供无条件基本收入(UBI)的想法“使她着迷”。考虑到她毫无激情的竞选活动,她解释说,虽然她想在竞选承诺里纳入UBI的点子,但却“没办法让收支平衡”,所以她放弃了这个主意。

她的计画叫做“属于美国的阿拉斯加”(Alaska for America)。这里的阿拉斯加指的是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PF),该项计画在1982年成立,每年都为阿拉斯加州的公民提供石油收入的年度分红。这项想法在六零年代中期相当风行,曾经由尼克森总统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实施。美国的研究人员曾在纽泽西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实验,加拿大在七零年代中期也曾在温尼伯市进行过研究。当时,该提案在欧洲大陆和北美曾引发激烈的辩论,但数十年过后,支持者却缓慢且稳定地减少。保守派对九零年代福利改革下出现的“工作『福利』”(workfare)与“活化劳动市场”(activation)政策的偏好(主要是由克林顿总统主导),将基本收入变成了乌托邦式的梦想。

但UBI随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的关注,在过去数十年以来,此一想法获得了新生。事实上,UBI更已经成为许多社会运动与政府的议程。对于UBI的两位主要支持者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与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来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自动化的新浪潮,以及对生态极限更敏锐的认识结合在一起,使得UBI在世界上吸引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芬兰的右翼政府正在测试,是否能够用分配给所有芬兰公民的基本收入,取代部分的失业救济制度。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自2017年夏季开始就实施了一项大规模的实验。在欧洲,荷兰有最完整的UBI计画实验,某些市政府正在测试该计画对受益人的影响。而在法国,不幸落选的社会党总统候选人阿蒙(Benoît Hamon)也将基本收入列入他的关键施政措施中。

全球各地的政党都在公开讨论对每个公民分配无条件收入的想法。不论是政治光谱的哪一边,都指出了不同的假设性优点:右派赞扬UBI能够摆脱过时的国家官僚体制;左派则以为UBI能够根绝贫穷。

某种流行的观点是,一旦出现了“自由”且“具社会意义”的基本收入,那些还在用阶级或工业革命等老套行话思考的人,将会与充分体察到“知识经济”造成经济与社会深刻变革的人们分道扬镳。对后者来说,充分就业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稳定就业也只是过时的盼望,而落伍的雇佣劳动制度,例如社会安全、工会等,都已是陈腔滥调,并对社会进步与个人自由造成了阻碍。对于激进左翼“加速主义”(accelerationist)1理论家斯尼切克(Nick Srnicek)和威廉斯(Alex Williams)来说,基本收入构成了“后资本主义”的退路。而自称为“企业家”的巴恩斯(Peter Barnes),他出版的《给所有人的自由与分红》启发了希拉蕊,并在书中认为UBI可以创造“更均衡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人人都可入股分红』(everyone-gets-a-share)的资本主义。”

针对UBI的研究、试验与辩论正在倍数增长,使得UBI再度成为“时机成熟”的概念。

矛盾的是,UBI似乎是种危急时刻的需求,在社会退步与紧缩的时刻挥之不去。随着政治风向转向右翼,社会运动处在守势之中,UBI反而大有斩获。社会收益越是看似高不可攀,UBI就越有道理。植物学家或许会将UBI称之为“生物指标”:它标志了新自由主义的进展。在新自由主义转型后被破坏得越严重的地方,对基本收入的支持程度越是增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UBI并不是新自由主义下的替代选项,而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投降。事实上,最普遍形式的基本收入,将会使得劳动力普遍地变得不安定,同时扩大不稳定就业的市场范围——正如同硅谷科技业的“上师”们所希望的那样。

2016年4月14日,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速食店工人罢工,为更高的基本工资和更好的福利而奋斗。(图片:Fibonacci Blue/Flickr)

左翼基本收入的不可能

UBI在经济上是否可行,虽然基本上是个技术问题,但对于确定其政治特徵来说至关重要。这是因为UBI的效果取决于分配的金额与实施的条件。

斯尼切克和威廉斯在加速主义者的宣言〈发明未来〉中写道:“UBI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推翻了目前存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权力不对称。”UBI的确立将能够使工人“选择是否要工作⋯⋯UBI因此解除了僱佣劳动的强制性,部分地除去了劳动的商品性质,也因此转变了劳动与资本的政治关系。”

但作者们坚称,为了达成UBI上述的效果,它“必须提供足够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倘若支付金额不足使人们拒绝工作,UBI将可能降低工资,并创造更多“屎缺”。

尽管规模与实施条件非常重要,但是大量试图建立UBI制度的文章(包含斯尼切克和威廉斯的着作)都非常少讨论这套制度的具体细节。许多基本收入的好处,只有在每月提供丰厚的金额时才能达成,这代表中等或微薄金额的版本将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斯坦丁(Guy Standing)是英国基本收入的先驱,目前则为低金额版本辩护。为了推进他的提案,斯坦丁找上工党智库“指南针”(Compass),后者透过数个微观模拟实验,以评估在英国背景下实施UBI的效果与可行性。指南针的研究表明,任何基本收入计画都存在取代现有的、经济资格限定的福利的风险:这种“完整计画”的最简单版本是,每月给予每个成人392美元(约新台币11,450元),并废除既存、经济资格限定的福利制度。这项计画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儿童贫穷率将提高一成,养老金领取者和劳动人口的贫穷率也分别提高了4%和3%。

指南针同时分析了另一项“修正计画”,即为达到工作年龄的成人提供每月基本收入284英镑(约新台币11,715元),另外提供给其他人较少的金额,并且在实施基本收入的同时不取代多数既存的社会计画。然而,正如同收取税收的情形,在计算受益人参与这些计划的资格时,UBI将被算成收入;这种“附加”的结构使得UBI比其他方案更便宜,因为大部分的开支都包含在既有的社会支出中。但这样一来,也将抑制穷人净收入的成长。尽管如此,这个版本的总成本(所需要的额外税额总和),是1,700亿英镑,或者说英国GDP的6.5%,这正是当前斯坦丁推动的版本。

尽管财政上的投入(英国GDP的6.5%,或几乎是美国目前花在军费上的GDP数额的两倍)将带来新体系的实现,但结果却非常让人失望。虽然儿童贫困率从16%下降到了9%,但劳动年龄的人口贫穷率却只下降不到2%(13.9%降到12%),养老金领取者仅下降1%(14.9%降到14.1%)。组织起来的大笔资金对贫困只产生有限的作用,也并没有给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带来特别的好处。正如同经济学家高夫(Ian Gough)所说,UBI的想法看似一个“强大的新税收引擎”,却只“推得动一台小推车”。

我们若认为任何已开发国家只需要1%的GDP就能终结贫穷,那么此一事实将更加显着。针对所有失业者(不论其家庭结构中的地位)发给的个人失业救济金(金额设定在贫穷线,即每月约新台币35,060元),不只将使所有人摆脱贫困,还会结束“工作『福利』”政策,挑战家庭结构的规范层面,并从根本意义上改变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的开支,比UBI所需的经费少了约六到三十五倍的费用。

同样的批评适用于范‧帕雷斯的中等版本。范‧帕雷斯是基本收入全球网(BIEN)的创办人之一,该组织自八零年代中期就开始持续推动UBI。范‧帕雷斯要求应有600欧元(约新台币21,620元)的“基本”收入。类似斯坦丁的版本,它完全没有增加既存的社会收益。在类似比利时这样的国家,范‧帕雷斯的计画将造成超过GDP的6%以上的成本,但比利时已经存在高度的社会支出与福利水平——而这是一套无法增加绝大多数仰赖社会服务的人的微薄收入的系统。对一项常常被认为具有“革命性”的措施而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试行UBI的过程中,芬兰载明其“主要目标”在于透过激励人们“接受低薪与低生产力的工作”以便“促进就业”。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追求一个更大方的版本,更接近反资本主义者或加速主义者的提案,就好比法国经济学家穆立-普东(Yann Moulier-Boutang)的提议,他的版本的UBI建议每月给付每个公民1,100欧元(约新台币39,580元),作为现有福利的外加。

在法国,这将带来8,710亿欧元的支出,佔GDP的三成五。当法国社会党智库让‧若海斯基金会(Fondation Jean Jaurès)估计每月1,000欧元的UBI带来的财务影响时,它估计UBI计画将会用掉现存所有的社会支出,包含退休金、失业与社会援助等,更要用到国民教育与健康保险的预算。简单来说,这个版本的UBI可能很难见到明天的阳光。

穆立-普东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写道,尽管“还必须要制作详尽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有的所得税体系,只能够为这项计画实行的一小部分提供资金。”为了解决这项问题,穆立-普东建议透过5%的金融交易税取代现存税收制度(包含累进所得税),他将此举称之为一种“财政革命”,将可以“减少预算赤字”,同时又“保持目前的社会水平支出,并增加871亿欧元的UBI资金。”

穆立-普东神奇的计算听起来很诱人,但金融交易税永远不可能收到如此大的数额。虽然金融交易的总量庞大(目前约为GDP的十倍),但这正是因为金融交易的税率并非5%。由于金融交易通常是为了实现低达百分之零点几的套利所进行,因此若是我们採用穆立-普东提议的单一税率,金融交易将会停止。相较之下,“托宾税”(Tobin tax)是目前唯一严肃考虑的金融交易税,通常预计最多为0.05%至0.2%(比穆立-普东的建议小一百倍),其专门设计用于减少投机(也因此包含交易)行为。

除非减少其他事物的资金投入,否则没有任何经济体能够给付慷慨的基本收入。我们要不是採用影响力高度可疑的最低限度版本,要不就得消除所有其他的社会支出,并在实际上创造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曼(Milton Friedman)的天堂。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应该质疑UBI的合理性,正如马丁内利(Luke Martinelli)说的那样:“付得起的UBI是不够的,而足够的UBI是付不起的。”

在我们彻底改变我们的经济前,我们不能够在国家已经花费了一半以上的GDP的情况下,再支出一项得花费三成五GDP的措施。显而易见的是,要建立充足水准的UBI,必须先打破资本主义的权力关系,这意味着将UBI视为社会改革的“手段”,根本是无稽之谈。事实上,许多基本收入的辩词都可以被归类为格斯(Raymond Geuss)所称的“非现实政治哲学”(nonrealist political philosophy):也就是从现实世界与真实人物的完全抽象中所形成的观点,更彻底“脱离现实政治”——就像是把罗尔斯的正义模型当作发想灵感的范.帕雷斯等人。

如果UBI开始成形,目前的权力关系将有利于那些具有经济实力,并想透过弱化现存社会保障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管制而获利的人。谁来决定给付的每月数额?谁来决定UBI的规则与条件?在今天的权力关系中谁会得到好处?显然不会是工人。

工作的危机?

谈到工作时,范‧帕雷斯喜欢引述医师凯伯(Jan Pieter Kuiper)的话,后者在七零年代发起了关于荷兰基本收入的辩论,凯伯认为:“有些我的病人是因为工作太多而生病,有另一些则是因为无法找到工作而生病。”这个矛盾贯穿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并激励了范‧帕雷斯和他的许多追随者。

UBI将创造一个这样的社会:“那些工作太多的人⋯⋯将会少点工作,以免厌世、又可以喘口气,为新工作再充电,或是照顾他们心爱的人。因此释出的工作则可以交由别人进行。”也就是说,UBI的目的不在“减少工作,因而所有人都可以得到工作”,这正是传统的工人运动所争取的,UBI反而是让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间选择做多少工作,支持者将其视为获得更和谐的工作分配的方式。这个目标看似明智,但其实也带来了不少疑惑。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UBI可能会造成激化雇主向下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趋势的风险。

今日的劳动力市场有高度分层的现象:某些人可以取得好工作,但同时另一些人则面临严酷的竞争,他们只能谋得不安定、不稳定的工作。微薄或者中等的UBI(因为金额太低,人们无法拒绝工作机会)可能会使最没有竞争条件的人陷入更加严峻的危险处境。正如马丁内利所说:

这类工人没有退场的选项,又因为他们处在相对于雇主来说的弱势谈判地位,这意味着如果其他工人因为无条件给付而愿意减少他们的工资,基本收入最终可能会恶化弱势工人的微薄工资与贫穷处境。

马丁内利强调:“基本收入有『强化低薪问题,并补助那些惯老闆』的危险,还可能造成烂工作爆增。”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些有好工作的人将可以继续过着充实美满的人生,再额外加上UBI的补助;与此同时,其他人却必须要把UBI和一份或好几份烂工作的低薪合起来才能过活。也就是说,UBI不会试图帮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立刻拿到一份工作,或是改善他们既有的工作。显然,所有证据都表明这项提议只会帮倒忙:UBI就好比战争机器,将会造成工资降低与不稳定工作的增加。

基本收入的这一个面向并不新鲜:这也解释了为何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为何会提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2形式的UBI。相对于在失业问题上低估工资角色的凯因斯(John Keynes),斯蒂格勒在1946年的知名论文〈最低工资管制的经济学〉中主张最低工资将会降低就业率。他唿吁政府应该废除最低工资的管制,如此一来,劳动者就能够接受不超过市场价格的工资。

斯蒂格勒的负所得税将可以使收入成长到特定的水平,并使得工人可以接受低薪工作,却同时能拥有在贫穷线以上的生活。事实上,这套系统保证了工人的最低收入,而不会影响到工资的价格。正如弗里曼在1956年提到的那样,这套计画“在通过市场运作的同时,并不会扭曲市场或阻碍其运作”,正如同当时凯因斯的计画所做的那样。

至今,人们仍常常在UBI的倡议者那儿看到他们用上这类新古典主义者关于就业的陈腔滥调。例如,我们只能对范‧帕雷斯和范德波特在他们最近出版的《基本收入:建设自由社会与健全经济的基进方案》一书中的可疑论断感到惊讶,像是“在薪资水准受到最低工资管制、团体谈判和慷慨的就业保险的严密保障之下,其结果往往导致大量的职缺流失。”

我们不应该从下述前提出发,即过高的工资会扰乱经济的最优均衡,并导致失业。这正是我们应该积极挑战的念头。实际上,近来的研究大大地颠覆了这些主张。与新古典主义的预测相反,税收运作最健全的国家就业率最高,因为所得税为社会服务提供了经费,进而促进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对妇女来说)的参与率。

谁来工作?

让我们想像一下,或许在帐面数据上,我们可能可以建立一个够高的UBI,并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必工作。假设我们可以拥有这种大方的基本收入,并且仍拥有强大的福利国家,这必定会颠覆目前的整个局面。然而,这个乌托邦的存在却必须要仰赖两个有问题的假设。

首先,UBI的乌托邦假定失业的人不想工作,或是同样乐于接受慷慨的每月支票。但要是这是错的呢?“我们应该减少对工作的依赖,而不是争取就业”的说法,并没有考虑到多数人是想要工作的。阿克曼(Seth Ackerman)也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失业者的绝望形同虚假意识,而这种虚假意识可以透过唿吁大家不工作破除。

这种说法只是对工作议题的错误阐释。关于工作,更深刻的思考层次在于:工作并不只是赚钱而已。这不只是种“工作狂意识形态”(pro-work ideology),而且还是以大规模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的客观条件。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为集体的生产自我付出,这个社会对收入和工作有着一定的分配方式。人们显然担心收入的不平等,但他们不也担心工作的不平等吗?这正是阿克曼的看法,“只要社会再生产需要异化劳动,总会有要求每个人担起平等工作责任的社会需求,并让那些(不论任何理由)能工作却不工作的人感到不安。”

这也就是为什么普遍的工作保证以及减少工时仍是任何左派政治的最重要目标。减少全体工人的工时,不论政治上或社会上来说,都比创造更多社会分隔的失业工人群体更可取,因为后面一种状况会对就业者造成严重的后果。不难想像的是,这种情形会如何在工人阶级之中造成分裂——正如同过去数十年来的状况一样。

其次,这样“乌托邦”式的UBI造成了关于如何分配工作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分工的问题):我们如何在一个我们可以选择不工作的社会中,确定工作的分配?在资本主义之下,分工以残酷的手段固定下来,将大部分人口贬低到艰难、低薪,却对社会具有高度价值的工作里。相对之下,“乌托邦”式的UBI单单假设了一个从工作的需要中解放的社会,个人慾望的自发性组合将有助于社会分工的正常运转,也就是说,个人有了全新的自由去选择什么是他们想做的,而这将会自动地产生完美运作的分工。不过,这个期待只是个假设且尚未被证明。

若要设想一个工作分配不再被强制决定的社会,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工作本身。而为了让工作变得更具有意义和吸引力,对于工作的重新思考将只会指向解放的方向。在工作具有深刻的不平等本质的社会里(不只在工作分配,也在工作内容里),转变这个本质已是最基本的任务。

给钱了事,还是去商品化?

除了讨论可行性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外,我们必须提出更根本的问题:35%的GDP的最好用法就是发给全体人口每人1,100欧元吗?难道对抗资本主义的最好方式不是限制其运作的范围吗?与此相反,建立基本收入后,将只容许让每个人参与在市场里。

我们当前的经济危机已不只是收入不平等的问题。虽然不平等最受关注,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的次要特徵。资本主义最显着(但也是最激烈)的成就之一,就是它使得市场交易成为我们获取生活必需品的唯一手段。如此一来,资本主义将金钱转换为几乎是唯一有效的交换媒介,并使得大多数人必须依赖资本,强化老闆与工人间根本的不对称权力关系。这种深刻的不平等关系透过强大的经济力量对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不只使得劳动领域的人们居于从属地位,更将其排除在外。

在十九世纪末,左派人士非常理解这个问题。福利国家试图限制市场与经济力量可以运作的范围。倘若工业化造成只有所有权人拥有充分的物权,社会安全与失业保险制度也就因此建立起来了,这也就是卡斯特(Robert Castel)所谓的“社会所有权”(social property),标志着“国家的新功能、权利的新形式,以及财产的新概念的出现”。正如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的解释,平等不可能“不透过限制竞争市场的自由”,或是不透过开放免于市场需要的社会化空间而实现。换句话说,对左派而言,市场扩张的经济后果(同时也是政治的与文化的后果)绝不可能与质疑市场本身的运作逻辑分开看待。

虽然上述观点在自七零年代早期以来受到剧烈的挫折,但却仍提供了我们一个与当前新自由主义共识截然不同的观点。其终极目标不在于让竞争更加“公平”、更少“歧视”或更不受“规范”。相反地,它的目标是缩小竞争存在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由并不代表进入市场的能力,而是减少其运作空间的能力。

希拉蕊说得对,她的确低估了“远大理想”的力量。但这不意味着UBI就会是我们需要的远大理想。我们应该重新思考战后的解放性遗产。二战后建立的制度性工作型态并不只是稳定或缓和了资本主义。它们是真正的民主与和平的社会要素的雏形,在这样的社会中,市场不会佔据当前其所具有的核心地位。根据过去的经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柯宾(Jeremy Corbyn)近来的成功,可能代表通往社会主义政治的复兴的大门正逐渐敞开。

乌托邦并非难以企及——反而比我们想得更唾手可及。

  • 1. 【译註】加速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一支,他们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世界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批判传统左翼对于技术发展的忽视,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阻碍。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反对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而是解放前端技术所蕴含的生产力。
  • 2. 【译註】负所得税是指对所得税设定一定的免税门槛,收入在免税门槛以上必须缴税;收入在免税门槛以下,不但不需缴税,还可以获得与收入成一定比例的额外补贴。2008年马英九曾一度提出“劳动所得退税补贴”的政见,事实上也是由负所得税的概念而来。
责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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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癌症第一期,引进外籍劳力抢夺本土工作机会。
经济癌症第二期,工作赚钱兼具家中老人照护,蜡烛两头烧。
经济癌症第三期,年轻人不婚不孕,已经造成少子化问题严重。
经济癌症第四期,关灯工厂普及后,努力积极想就业的人才,没了工作机会。
经济癌症末期,彩立方问题“被”解决。

忘了说重点,我想表达的是,无条件基本收入,可以治疗这种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