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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城市游击】系列评论二
1223劳基法游行之反省与课题

2018/06/09
彩立方大学学生、“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联”成员

【编按】这系列文章源自彩立方娱乐平台网和新国际今年1月举办的论坛“从1223城市游击看工会组织与青年运动,前四篇文章为青年工运行动者、也是1223行动参与者李容渝、杨子敬、谢毅弘、苏子轩所撰写,他们的观察与后续的反思,构成了本专题内容的第一个部分。后三篇文章则为张宗坤、林柏仪、陈柏谦、徐文路的回应,进一步探索了当前彩立方工运的处境,以及工运和1223运动的关系。

本专题亦将刊登于《人间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1223游行过后,有论者主张,当晚的街头游击是青年的自主集结,并以“青年登场,工会退位”总括之。然而事实诚然如此?本文将从1223游行后的视角出发,谈论为何游击会发生,而以甚么形式发生?进而从参与者的观点,指出游击当下及事后诠释的问题,并回顾1223游行中,工会与群众及工会与学生团体间的关系,试图描绘事后的自我反省与待省思之课题。

“五、六百名现场不愿撤离的抗议者持续佔领。警方在九点驱离群众,青年抗议者开始化整为零,在台北车站、西门町、捷运中山站等闹区街头瘫痪交通,一场都市游击战正式展开。”台大社会系教授何明修以承继于太阳花运动后的青年世代取代了传统工会的自主集结诠释了发生于去年(2017)12月23日晚上的拒绝《劳基法》修恶游击行动。一个行动的发生皆会有其相应的历史与组织脉络,1223的游击亦同,但是,游击的发生真的只是因为青年基于“世代”的不满情绪,而自主地于那晚的中山南路集结而成,抑或是游击的发生系基于青年组织者间既往投入工人运动之连带,而在散场后组织而成则不无疑问。

当天集结的模式及对自主性动员的回应

衡诸游行解散后的组织模式,在交织了些许的愤怒及焦虑的氛围下,“青年串联”的部分社团迅速地透过群组的联繫将彼此集结讨论散场后该如何应对。然而,这时在靠近忠孝西路天桥一端的路口,优势警力却开始放车子进入,尚来不及讨论出应对决策,在场部分群众就直接挡住入口坐了下来。从而,“青年串联”的部分社团与医师工会的成员则与留下在现场的工会组织者迅速交换意见后,从独派团体借了撑场的器材并组织了临时的决策圈并简略的分工,将当时处于破碎的现场某种程度上的再统合。

1223当晚,数百个群众在游行指挥宣布解散后仍持续佔据在行政院路口。(摄影:王颢中)

前述所提的“决策圈”的组成系自前年七天假工时抗争以来,由异议性社团及学生劳团集合的“青年串联”为主,并同时加入现场包括医师工会及独派社团的伙伴。而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重新的再以另一种形式集结,主要可从两个方面切入,亦即,过往各社团间的议题连带以及个人间私领域的既有连带。前者正如同前面篇幅所提及的青年串联各社团间自七天假以来的合作模式,使得彼此之间对于在议题上如何合作,以及彼此间的沟通上皆有一定程度上的默契,而这个默契的存在,也使得各社团间能在第一时间一定程度上有效的沟通并集结;而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透过各社团内的个人的人际网络,在散场而无指挥的当下,让在场的团体间的讯息能相互的传达,而不致使混乱不知所措,并且扩大决策圈关于分工以及后续行动的参与。

究竟是散众青年自主且自发性的取代了“工会”而催生出了后续的佔场游击行动,或是青年团体间存在着既有的议题脉络而再次将现场集结的问题,若依再集结的因果顺序切入,显而易见的,去脉络化的散众自主动员仅会存活在想像中。在散场后的集结,很显然的是以各个社团透过既有“青年串联”的联繫以及现场组织间的人脉网络,才有可能在当下即时的去对现状做出回应并且建立合作的可能;同时地比起部分学者所宣称的这样的青年力量系承继于太阳花世代后对于世代正义的追寻,在这样的组织关系所导致的集结下,也显得与事实显有出入。这样的一股青年的力量,毋宁是说自前年以来工时条件不断的恶化以及近年来青年贫穷化的现象也未见消退的背景下,从学生团体间乃至于青年世代对于自身阶级处境的理解,而有意识的将矛盾指向当权的政党以及资本家的“自为”过程。也因此,基于这样的意识以及青年团体间既有的合作关系及组织连带,才使得在散场后,破碎的现场能在某种程度上再组织并且衍生为后续的整个夜晚的行动。

未明的路线分岐

虽从整体面而言,我们得以透过组织间的关系去梳理出集结所形成的背景,然而,不管自参与的群体抑或是从较微观的角度切入组织间的关系,1223当天的组成,毫无疑问的充满了异质性。也就是说,尽管从整体形式而言,因为特定时空下所汇聚的动能,可以观察到的是一个组织间的分工与群众的游击行动,而就行动背后组织的实质内涵而言,则充斥着未明的路线上可能的分歧。具体而言,例如青年串联的各社团既往的互动模式上皆为议题上工作面的合作,而未涉及大方向的关于运动路线的想像或是对于左翼政治的想像;又或如独派团体与各个学生社团间或是工会间关于政治路线上可能存有的差异。

而这些差异的存在,也具体的凸显在1223整晚的过程中或对于运动的诠释中,诸如游击行动的发想,路线的选定,退场的机制等等的决策上,或是警察暴力究竟是中华民国的问题抑或是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本质的认识上。而这些路线上隐含的差异存在,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亦即虽然各个团体间在面对议题的当前,因为议题与诉求的本身得以有效的找出共识并集结,但在《劳基法》修恶过后呢?各个团体间是否有更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以及如何合作,或是我们如何看待《劳基法》修恶在彩立方当前历史发展上的位置,这都会紧紧地牵涉到政治路线的问题,而这样的政治路线问题又是紧紧的繫着当前彩立方工人运动的发展。然而在《劳基法》修恶后的至今,这样潜在的问题似乎也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或是回应。

1223游行后参与游击行动的有工会组织、学生社团,也有独派团体,彼此间对许多问题存在认识和路线的分歧。(摄影:张宗坤)

游行的余绪与检讨

关于整场游击的调性,有论者或许会认为说这是一场成功的积极的自主行动,或是认为说这是一场有缜密规划的交通干扰。然而,诚如当天散场后所发生的,青年组织的再集结系因为当天令人挫败的散场与溃散的指挥系统,而因此后续的行动在整场运动在承接着散场的脉络下看来,也只能说是占领行动失败后的混乱与余绪,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回应,“成功”与“积极”的形象并非忠于现实的描述,无法也无须再度复制。

而一场运动的挫败,不应单只是愤怒与失落而已,而必须去讨论何以导致当天散场的状况,以作为工会往后斗争的殷鑑。除了工会间本身可能既有的矛盾之外,则可以再从两个面向讨论,亦即工会与非工会动员的散众的关系,以及工会与外围青年团体的关系。

就前者论,相较于过往工运主要以工会由上自下的动员以及参与者多为工会会员及组织者的模式,1223当日的游行,乘着民进党上台以来工时防线不断修恶的浪头,出现了许多非工运组织脉络下的群众,也就是所谓的“散户”。而就游行过程中的指挥以及撑场,皆仍停留于过往较为单一化的模式,而未对“散户”如何参与以及如何使其留在现场有缜密的沙盘推演;而关于佔场决策的处理也略显粗糙,把原先已计画好的佔场以突发状况的形式中断游行,对于许多甫上街头的群众而言,难免有不知其为何所以然的疑惑。再加上无法有效地凝聚现场的氛围,导致傍晚时人潮渐散的情形,而在与群众间的沟通不顺畅的情况下,留下令人错愕的散场。

后者而言,尽管在近年来,在大小不一的工人斗争中,可以看到的是,学生社团与工会之间就议题上的连结愈趋紧密,然而在具体的合作上却似非如此紧密。作为“青年串联”各社团的成员之一,在游行过程中,对于现场资讯的流通实备感困惑。资讯的传递往往是零碎的透过个人带给在场的学生团体,而未在决策的形成面上,建立一个有效的流通平台,使得外围的青年社团可以与决策小组交换意见与协助整场的行动。进而导致散场决策时的高度混乱。

从而,依据上述面向,1223游行所留下来的问题,一者是当天的状况凸显出来的是在传统的动员模式下,对于外围团体资讯上的不对称问题,以及在陈抗现场青年团体与工会间的合作关系究竟为何,以及相较于同运或环运在处理高度异质性的大游行的经验,很显然的工运关于此方面的处理尚未成熟,如我们追求的是彩立方的工人力量及工会的组织率在未来的壮大,从这次游行的经验出发,如何面对具有异质性的群众与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则成为了一个严峻待论辩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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