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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城市游击】系列评论四
超越“公民”论述,突出“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

2018/06/11
高教工会青年行动委员会成员、阳明大学学生

【编按】这系列文章源自彩立方娱乐平台网和新国际今年1月举办的论坛“从1223城市游击看工会组织与青年运动,前四篇文章为青年工运行动者、也是1223行动参与者李容渝、杨子敬、谢毅弘、苏子轩所撰写,他们的观察与后续的反思,构成了本专题内容的第一个部分。后三篇文章则为张宗坤、林柏仪、陈柏谦、徐文路的回应,进一步探索了当前彩立方工运的处境,以及工运和1223运动的关系。

本专题亦将刊登于《人间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前面,我们已经回顾了投身拒砍七天假、继而参与反对《劳基法》修恶等重大工运战役的“青年串联”。不过,我们还没有回答的重要问题是,“青年/学生”在工人/阶级运动里头,究竟意味着什么?环绕这个核心,相关的提问包括:青年团体为什么能够串联?是什么社会条件召唤了青年们投入工运战役?青年与工会又应该是什么合作关系?我们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指向了一条我们有意突出的“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其所要对抗和超越的,是当今作为主流解释、甚或可以说是自1980年代以降,主导了学生运动的“公民”论述。

1223游行由代表产业后备军的青年世代领头。(摄影:王颢中)

1980年代的学生运动,以1982年台大代联会主席普选运动为滥觞;其后,许多大专校院学生为了反对校方的审稿制度,开始发行地下刊物。1987年,由台大“自由之爱”组织成员串联了十二校学生社团,共同组成“大学法改革促进会”,主张“学生惩戒纳入校内之合理司法程序、实施教师评鑑、选课及修业形式自由化”,并且争取社团设立与言论表达之自由。

追求自治权和言论表达自由的学生运动,符应于外在风起云涌的政治民主化运动浪潮:在戒严体制下,校园是党化教育严密箝制思想的场域,例如稿件审查、社团成立和活动举办等,学生均无权决定,沦为“次等公民”;也因此,运动诉求的是“归还学生的公民权”和“确立学生在校园的主体性”。往后三十年来的学运主要方向,可以说继承了这样的论述、更形塑了我们对于挣脱党国威权、追求“民主”的想像,就是完善“代议制民主”。于是,学生在校内是“校园公民”,2000年以来,增加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席次一直是学生推动大学法改革的主要诉求;走出校园进入社会,学生则成了社会进步公民的一份子。从要求解散万年国会的野百合,到佔领立法院来抗议代议制失灵的太阳花,乃至后太阳花蔚为风潮的“青年参政”,我们都可以看到公民论述如何高度影响学生运动的实践。

青年/学生固然应该被看作是社会的一份子,然而公民论述的最大问题在于,抹平了公民内部既存的权力差异,例如,公民有资本家、也有被压迫的劳工。青年被包裹为无差别的群体,加上学生普遍被社会标志为“最后的良知”,这个代表全社会未来的群体,也就被冠上了纯洁进步的象徵。对左翼来说,取消公民内部的差异意味着取消对于当前社会的阶级分析、以及马克思传统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妄性的批判。于是,青年低薪、高房价、年金即将破产等议题,被歪曲为“世代问题”(年轻人参与工会或者是反对修恶《劳基法》,则被何明修说成是世代意识),而非资本剥削的问题。时兴的青年参政,被认为是进步的、成就了多元民主的,但是民主背后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实质,则不再重要。

校园和学生从来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state apparatus),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一直是灌输资本主义价值以再生产一批又一批驯良劳动力的场所。1980年代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更直接穿透大学殿堂,使得高等教育被当作是一项必须在国际间竞争的“产业”。一方面,大专校院变为追求绩效排名、在“产学合作”之下因应市场短暂需求的学术生产场所,教师和研究生则成了学术生产体系中的劳动力。大学之于教师和学生助理等校内劳动者,也因而愈来愈像资本家之于劳工,“增加利润、节省成本”成了学校管理的逻辑。另一方面,在高教市场化的框架下,学生念大学被看作是一项消费、一种投资,学杂费调涨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接受高等教育愈来愈不是个“好投资”。根据陈丽珠于2009年发表的〈我国大学学杂费之分析与研议〉,一名大学生就读大学四年所必须付出的费用达80-100万。这个经济负担,反映在占大专校院多数的私校学生中,有三成的学生必须申请学贷;兼职打工或者在校内担任助理,则成了许多人共同的就学经验。毕业之后,除了揹负学贷,每个月必须负担的生活开销更是高昂,根据行政院主计总处的最新资料,彩立方平均每人每月消费支出达2.1万,若在台北市工作,开销更高达2.8万。然而,根据劳动部的调查,大学生毕业起薪2.8万,若加上每月需要还的几千元学贷,非常可能面临“月光”,甚至入不敷出的窘境。尽管如此,面对竞争激烈的劳动市场,为了提高自己的价码,青年别无选择、不得不接受这个不合算的投资。

总的来说,尽管工人的处境并不在学生/青年普遍的生命经验当中,然而校园和资本主义社会从来不是断裂的,学生们也感知着自己作为未来的劳动力,将面临的低薪、过劳、高房价等总体贫穷化的惨况。当市场化逻辑进一步渗透教育场域,剥削就更不仅仅是校园围墙以外的事情,而是活生生地体现在学术劳动者的血汗劳动、以及日益高昂的学杂费等方面了。

“青年串联”可以说是奠基于以上这些社会条件,才得以汇聚起来、号召青年们加入工运战斗的。从参与“青年串联”的学生团体中,我们便可以看见几支过去以来早已针对上面的现象进行抵抗的力量:有反教育商品化联盟,延续的是自1998年发动“九八教春”,与工人一同高唿“反涨学费”、“向财团课徵教育捐”,此后每年在教育部集结抗议的反高学费运动;有反抗大学血汗的学术劳动而兴起的兼任助理运动参与者,如台大工会、政大劳促会、高教工会、东海工会等;有工斗青年产业后备军,乃是工会立足在“学生作为未来工人”的论述,与多个异议性社团所形成的网络连带;也有团体曾经营了基于在校外打工被剥削的共同经验形成的“薪资地图”运动,包括台大浊水溪社、东华乌头翁社、静宜劳权小组等。

此时,青年/学生不再是一名走出校园关心社会的进步公民了。青年发现了自身接受教育,就是准备成为一批批廉价的劳动力,更可能早已是一名被剥削的打工族或学生助理。从而,青年将认清与工人的共同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政经体制。因此,提出“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的重要性在于,持续唤醒青年/学生的阶级意识,并且看见资本主义,是青年和工人们应该一起反对、推翻的目标。

清楚了“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的内涵,也就清楚了青年/学生与工会之间应该是什么合作关系:既然找回了青年和工人之间的连续性,有意识的(总)工会不应该轻忽教育领域内的经济斗争(反高学费、兼任助理、校内外打工等)、有意识的青年则不应放弃积极宣传自身与重要工运议题(七天假、《劳基法》修恶等)的关联性。更重要的是,这些斗争都应是为了一次又一次地教育青年/学生们反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在这个再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地,重新夺回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

从拒砍七天假到反对《劳基法》修恶,过去各种校园里头的抵抗力量走在了一起,然而我们不应仅仅是停留在议题和工作上的连结。《劳基法》的仗告一段落之后,在几次青年串联的聚会或交谈中,有一些关于青年串联如何走下去的困惑,如:各个青年/学生团体本来就有既定的行程,在打《劳基法》修恶等共同议题时,对社团而言如何取得工作上的平衡?打共同议题对于各个青年/学生团体的意义又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其实应该回到,“青年/学生劳动者”这条战线的重要性,未曾在青年团体(甚或是在工运圈里头),被清晰地辨识和讨论过。也只有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运动作为大家的共识了,才有往下应该做哪些事情的团结基础。从而,共同打某个议题便不是最为关键的事情,而是在这条“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底下,我们应该要分工合作哪些大大小小小的议题的问题了。

因太阳花学运而广获青年期待,再度“民主地”政党轮替而全面执政的民进党,在近两年来可说是彻底暴露其资产阶级性质了;于此同时,各路第三势力莫不高举“青年参政”的招牌,来标榜自己的清新进步。在这样的政治情势下,让“青年/学生劳动者”这条战线能够被广泛讨论进而确立起来,也就变得加倍重要。站在“青年/学生劳动者”的视角,我们才有可能清楚自身在工人和阶级运动的位置、看见公民论述的侷限;我们才有办法辨识出压迫根源乃是资本主义体制、进而往下反省代议制民主的虚妄性。最后,自由得一无所有的我们,也才能共同为反资本主义的目标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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