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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城市游击】系列评论五
八、九点钟的太阳升起了

2018/06/12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特约记者

【编按】这系列文章源自彩立方娱乐平台网和新国际今年1月举办的论坛“从1223城市游击看工会组织与青年运动,前四篇文章为青年工运行动者、也是1223行动参与者李容渝、杨子敬、谢毅弘、苏子轩所撰写,他们的观察与后续的反思,构成了本专题内容的第一个部分。后三篇文章则为张宗坤、林柏仪、陈柏谦、徐文路的回应,进一步探索了当前彩立方工运的处境,以及工运和1223运动的关系。

本专题亦将刊登于《人间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2016年民进党全面执政后,以《劳基法》为抗争标的的两波“工时斗争”,一直是彩立方工人运动的核心议题。为了因应《劳基法》的第二次修恶,工运界在2017年的年底发动了数波规模壮大的抗争,其中又以12月23日的“街头游击”行动吸引到最多工会、散众和青年的参与。从媒体效应与参与人数来看,12月23日称得上是第二波《劳基法》抗争最激烈的顶点。

然而,作为抗争高峰的游击行动,实际上并未经过事前的计画,而是非常偶然且需要特定具体条件的组合。如此成效斐然的巧合,引发了社运圈内外的各种反思。为了更深入地分析这场行动的象徵意义与后续效应,彩立方娱乐平台网和新国际在2018年1月27日举办了“从1223城市游击看工会组织与青年运动”的论坛,我们邀请了四位在行动中发挥一定作用的工运青年──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轩参与讨论。

在我读完他们所组织的文章后,几乎全部接受并肯定他们的观点。以下的文字与其说是我要回应或评论他们,不如说是整理并试图解开我自己的困惑,顶多充作这组文章的补充。

1223游行当日,群众佔领行政院前路口。(摄影:张智琦)

拆穿“散户自主”的假象

在进到我的论点以前,我想先再整理一下他们四位的观点。他们各别从不同的切点出发,但共同的书写目标,在于反对台大社会系教授何明修〈青年登场、工会退位──彩立方阶级政治的世代转向〉一文的看法。

何明修认为,12月23日游击行动的特色在于採用小规模、无组织的“智慧群众”(smart nob)抗争手段;相对于过去以工会为主体的工运抗争,之所以这次的抗争以青年行动者为主,有三个原因:一、从经济面向来说,2000年后彩立方经济成长趋缓,二、从工会运动来说,2010年《工会法》修正后,“大幅放宽了筹组的限制,工会又重新与劳工抗争连结在一起”,三、从青年意识来说,带有“世代意识”而非“阶级意识”的年轻劳动者的参与。

他们四位的文章努力不懈地试图扭转何明修“智慧群众”的概念。容渝对12月23日当天的决策过程、行动细节,以及行动者的群像作出非常完整的描述,这些实际证据恰好戳中了学者自远处观察的死穴。她提到,支撑起游击行动的是既有的青年工运网络,而非未曾参与过社运的“自主散户”。

子敬则认为,正因为有社运网络的存在,才能在工会决定下午的佔领忠孝中山路口行动散场时,立刻再集结形成新的决策圈,并对后续行动起到引导作用。子敬指出,社运网络是由“议题连带”和“私人连带”所构成,也就是说,是因为过去行动中的相挺和社运行动者间的交往所交织而成。

毅弘的文章正对社运网络的形塑作出了详尽的历史剖析。毅弘说明,若是没有第一波《劳基法》抗争所形成的“青年拒砍七天假串联”,并再加上青年团体与工会团体的合作关系,那么城市游击将不可能会发生。

如果说,容渝、子敬、毅弘描述了游击之前的事与当下的事,那么,子轩想要讨论的则是游击之后该怎么办。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这几波《劳基法》的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条“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这条战线“所要对抗和超越的”是八零年代后主导了学运的“公民论述”。

透过澄清“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的内涵,子轩认为青年/学生将能够“看见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反对目标,更能釐清“青年/学生与工会之间应该是什么合作关系”。子轩除了透过区别出“青年/学生劳动者战线”来解决工会和青年之间的矛盾关系外,对于“青年串联”该怎么走下去,他认为“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运动”应该是未来行动的团结基础。

总之,这一组文章串得非常漂亮。他们不拘泥于12月23日,不但釐清了青年工运网络的前世今生,试图化解青年组织与工会团体之间的矛盾关系,更对运动该往何处去有了理论层次的见解。对于何明修“智慧群众”、“散众自主”的说法,他们四位的文章已经完整地作出回答。然而,我认为关于经济面向、工会运动和青年意识的讨论,还有可以继续深入探讨的地方。

客观条件决定青年意识,反之不然

劳动力市场与青年薪资的普遍恶化,已是近来商界、学界、政界都不得不正视的重大社会议题。然而,这种现象应该要如何解释?能否透过政府的经济发展或劳动市场政策而得到纾解?我们仍未看到具说服力的研究成果。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2000年后劳动条件的持续恶化,青年劳动者确实产生了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是因为随着世代推移而改变的社会环境所孕育出来的。换言之,并不是因为我们出生在二十一世纪,也不是因为二十一世纪本来就那么糟糕,所以青年就自然而然地挺身而出。

就算没有组织、没有抗争经验,青年面对着残酷的现实,早已燃起反抗的火苗。例如,在网路留言版上,我们偶尔可以发现有学生或青年受雇主恶待而被资遣、离职,但他们却主动要求调解或劳检,而不只是摸摸鼻子走人;对于劳工团体的抗争,也从关厂工人卧轨时的“叫火车快点辗过去”,转变为华航罢工时的广泛支持;而近年来兼任助理、青年打工族等议题的壮大,似乎也在证明“工学联合”的抗争路线已然成形。

说得再清楚一些,不是因为九零年代出生的学生天生叛逆,而是因为彩立方经济消沉,导致原生家庭无力支撑青年的就学与生活费用,学生打工族才会增加,议题的热度与参与者人数也才会提高。根据主计总处统计,对24岁以下的部分工时劳工来说,自1979到2000年间,其比例成长了2.38倍;2008年到2016年间,比例也增加了1.23倍1

我们不该看到学生打工族团结起来、发动劳资斗争,就认为这是因为当代青年脑袋比前几代清楚,才选择反抗。应该要追问的是:为什么经济环境变得如此恶劣?青年们面对的处境到底有多艰难?为什么家庭无法再挹注给孩子学费?为什么学费年年调高?这些才是青年们产生劳动意识的真实背景,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与抗争者最应该研究的问题。

1223游行中,有青年抬着用乐高打造的“功德院”模型上街,兼具讽刺和巧思。(摄影:王颢中)

自主工运和学运无关?

何明修还设定了更多表面上对立但实际上可以兼容并存的范畴,例如激进的新兴工会与保守的传统工会、全产总与“独立”工会等等。他轻描淡写地带过民进党与全产总的合谋关系,也没有解释全产总是否有形成新的“威权统合主义”代言人的嫌疑。何明修在文章中多处暗示,工运曾在2000年后短暂消沉,而学运与自主工运是直到2010年之后才有关系。例如,他认为彩立方年轻人对经济的不满早已存在,但“在这次《劳基法》修恶之前,他们没有获得适当的宣洩时机”;他也在另一处提到,2010年后《工会法》的大幅度修正,松绑了组织工会的门槛,才使“工会又重新与劳工抗争连结再一起”。

然而,这些说法根本与事实相左,因为彩立方的学运与工运一向都存在着人才外溢与斗阵相挺的关系。在1989年野百合学运结束后,有不少当时“民学联”系统的学运份子就转入了基层工会或其他社运组织,继续从事组织工作,也有些学运份子后来在学院任职,继续教育新一代的学运青年;再者,2006年左右由台大、政大等学运团体组成的“青年劳动九五联盟”,也曾打过基本工资等劳工议题,2006至2010年绝非青年劳动者的抗争真空。另外,台大工会之所以得以成立,并不是因为2010年《工会法》修正的结果,而是起自2010年台大研究生学会对校内兼任助理劳动权益进行的调查,而这又是因为学生们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事实下,选择主动出击的缘故。

总结来看,何明修试图一刀切开学运跟工运,又把世代意识从阶级意识中分离出来,这样的看法就是把今日的学生与未来的劳动者看成两种平行的身份,却没有看到经济条件如何迫使青年在就学期间不得不成为劳动者。

请行动者多多提问

说到这里,我们也该告别社运观察家的罐头文章了。社运观察家与社运行动者的眼光是不一样的,前者的批评意不在改变社运本身,而是把社运研究当成知识生产的工厂在经营,至于这间工厂生产的商品与社运本身有什么关系、对社运会不会有良性的影响,那并不重要。社运不过是知识生产线的原料,而社运研究只是兜售给出版社或海外知识社群的知识商品而已。倘若我们对社会运动有着更明亮的期许,那就非得靠着最深切的自我反省才能达成。

作为局内人的社运行动者,他们提出批判期许乃是为社运指出方向,批判的出发点则是希望社运越来越好。我相信这正是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轩书写的动力。如果自居观察者的社运研究者试图把社运研究转化为知识商品,那么局内人的“社运研究”就必须是反向的过程——我们要解读并重新转译知识商品,务求以简要但不简化的语言向群众诉说;我们不能宣称“理论太过抽象离地”而迴避关键问题,好比近日工运中的“工运政治化”问题,就是身为社运青年们值得讨论的议题。

对局内人来说,最难以处理的恐怕还是工运圈里仍未公开的内部争执。从一些徵兆来看,12月23日当天散场的决定并非人人都能接受。重新回顾当天的情景,在下午五、六点左右,为什么有不少参与者对以工会为主的行动决策小组“冲场后解散”的决定感到不满呢?为什么会有不少的人选择留下来呢?选择留下的人对于解散有什么心情或感觉呢?彩立方娱乐平台的报导记录了一些留下的参与者的想法,例如有NGO工作者认为决策“难以理解”,也有人觉得彩立方的社运抗争太过“行礼如仪”,无法给政府施压。

除了报导外,在容渝等人的文章里,我们也可以读到对当天行动的失望。容渝提到她“不甘愿”离开的心情不只是关于“社运现场的技术策略”,更包含国家机器对社运的诉求“不处理不回应”;子敬认为散场“令人挫败”、行动的指挥系统“溃散”且“高度混乱”。

但到底“不甘心离开”(李容渝语)的人们怎么看待宣布散场的现场决策小组呢?难道12月23日要走或留的差距只是一瞬间的不甘心吗?选择离去的人和坚持留下的人之间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如果散场的决定“令人挫败”(杨子敬语),那么留下来或游击就能为前面的行动平反吗?这些问题是工运内部矛盾的体现,这将是远比批判国家暴力更加棘手且艰涩的难题。

虽然容渝、子敬、毅弘跟子轩尚未对此提出答案,但从他们对何明修的批判中,确实已经产生了更多提问的契机。毛泽东曾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柢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託在你们身上。”

青年乘载着世界的希望,我也期许(包含我在内的)青年工运行动者们,能够持续为工运创造希望的、批判的空间。若能坚持下去,“八、九点钟的太阳”必将为彩立方工运带来黎明。纵使是困难的议题,只要能够抱持这份初心,就算是现在这种苦苦深思、暂时没有答案的状态,或许也没那么糟糕吧。

  • 1. 官方对部分工时劳工的统计非常不连续也不完整。2008年至2016年的数据请参考行政院主计总处历年发布的人力运用调查报告;而1979年至2000年间的数据则是转引李诚、辛炳隆、成之约(2000)运用主计总处原始资料所推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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