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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城市游击】系列评论六
回顾一场超出预期的街头抗争

2018/06/13
彩立方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组织部主任
彩立方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研究员

【编按】这系列文章源自彩立方娱乐平台网和新国际今年1月举办的论坛“从1223城市游击看工会组织与青年运动,前四篇文章为青年工运行动者、也是1223行动参与者李容渝、杨子敬、谢毅弘、苏子轩所撰写,他们的观察与后续的反思,构成了本专题内容的第一个部分。后三篇文章则为张宗坤、林柏仪、陈柏谦、徐文路的回应,进一步探索了当前彩立方工运的处境,以及工运和1223运动的关系。

本专题亦将刊登于《人间思想》第18期(2018年12月出版)。

自从2017年9月底,赖清德担任行政院长后宣布将启动修改《劳基法》,并端出了五项显然以“弹性”之名,行“修恶”之时的修法方案,各界对于劳工处境的不满与讨论,迅速地又燃烧了起来。

原本在2016年12月立院“砍劳工七天国定假日,换一例一休”的修恶后,工商团体、民进党政府、主流媒体联合起来,铺天盖地打造了“一例一休窒碍难行”、“缺乏弹性劳资双输”、“物价大幅上涨害惨劳工”等说词,诉求“再次修法”。这些说法自赖清德端出修法草案后,迅速被翻转,不再被大众接受。转而替代的是:企业主称“彩立方哪有过劳死”,赖清德说劳工低薪无妨当“做功德”,邱议莹呛“抗议的都是放录音带”,以及回想彩立方平台所言“劳工是我心中最软的一块”等言论,成了众所瞩目、广受挞伐的“干话”。

1223游行中,有参与群众拿着“录音带森77惹”的标语牌上街。(摄影:张宗坤)

也因此,反对《劳基法》修恶的关注声浪,远远溢出了既有工会的组织动员范围。从1223游行消息公告以来,不但工会透过组织动员,网路上不少非传统工运脉络的“各界人士”,也号召大众共同站出来,一起“反对过劳”。根据主办单位的评估,游行当天非属各工会与劳团等组织性动员而来的一般受僱者与青年,人数甚至多过于劳团与各工会所动员的会员人数。许许多多自发行动也陆续在街头展开,媒体关注也超出以往。彷彿是彩立方社会对劳动处境累积已久的怒气、失望、不满,在此刻一同迸发了出来。

这股强烈的能量不但超出我们预期,迅速扩散。我们也没能预期到的是,这股能量也冲破了既有行动框架,引发了1223当天抗争的非预期发展。

“要有更强烈的动作”的一场游行

我们所隶属的高教工会,也是“2017五一行动联盟”以及“1223反《劳基法》修恶大游行”筹备小组的一员。虽然担负的工作有限,但也持续参与工会联盟的筹备会议、共同讨论关键的行动策略。

策划的过程中,相对于行礼如仪地“游行一圈”来表达愤怒,多数团体都同意此回该要有“更强烈的动作”,来阻挡民进党政府强推的《劳基法》修恶。也因此1223游行行经行政院前路口时,面对警察的人墙阻挡,游行迅速转进为佔领行动,要求政府出面回应。这样的“转进佔领”维持了约两个小时,也成功地瘫痪了中山南北路之间的交通,把冲突对峙的形式拉高。

尔后,虽然原本策划时,联盟有着“除非等到政府正面回应,否则不轻言离开”的潜在共识,但现场行动联盟的决策小组(高教工会也是其中一员),基于判断许多来自中南部的工会伙伴预定得搭车离开,现场人数渐渐散去,缺乏充分的佔领准备…等主客观因素下,内部经过几番讨论与折冲,做出了“冲突一波后宣佈解散”的决策。

然而,这毕竟与游行后自然解散的情况不同。从席地而坐的佔领,到突如其来的解散,之间转折颇为突兀,也难免引起了现场部分参与群众的不认同。

当时我们在人群中,看到周围的朋友对于宣佈“就这么结束”的诧异与不甘愿,“这样就结束,今天的行动不就没有效果?”一位当天才认识、在出版社工作的年轻朋友,这么说着。而且,相对于先前开会时的讨论,本来预期很可能要“佔领到被抬走为止”,以及佔领时公开宣佈的“行政院不回应,我们不走!”这转变实在太突然。

于是,尽管知道,这么做会是多少有违决策小组的决议。当下第一时间我们的反应还是:“这场行动不该就这样结束。至少,如果有人愿意留下来,我们就要留下来”。并且尽快和我们熟悉的青年学生社团们说:“青年这边可能要赶快聚集起来讨论一下,看打算怎么因应。”

等到主办单位宣佈活动解散后,我们并未散去,继续在行政院前的十字路口席地而坐并观察。有些人渐渐离开,但也的确有不少人唿应“想要留下来的人,可以留下来”的说法,自发留了下来。多数的工会干部,送走了会员后,也都留下来陪同在现场,观看现场将如何发展。

解散后的“席地而坐”,维持了一小段时间。正当犹豫该怎么样继续时,忽然间,警察开放了中山北路方向往南的车辆驶入。他们试图透过开放车辆,逼迫现场的佔领人群撤出。正当车辆开过来的时刻,我们看到一位不认识的青年,突然移身坐在要驶入的车辆正前方,阻挡其进入路口。车子鸣起喇叭,试图逼退他。面对这个景象,几乎没有容许多余思考的时间,我们移身到了他的身旁坐下,比邻一起阻挡车辆,隔了二十秒回头一看,已经有近两十人一起坐下,拉起了一排足以阻挡任何车辆通过的人墙。我们高喊着口号,最后成功逼退了车辆使其掉头,人群也因此靠拢,佔领行动自此维持了下来。

我们作为五一行动联盟及游行决策小组的一员,眼前出现这段不同于决策的演变发展,虽然认为是有意义的,但也认为不宜再由我们主持。相对地,我们观察到留下来继续佔领的许多第一线人们,是从2016年起就长期投身“青年拒砍七天假”行动的跨校串连成员。不论是基于对于他们的信任,或者是评估眼前局势更适合由新团队来接力,当他们私下来问起该怎么延续时,我们建议由他们来引导接下来的发展。他们也二话不说,迅速接棒,弹性分工,担纲起相当合宜的引领角色,让当晚的行动延续出现“大众论坛”与“街头游击”,在既惊奇又有序之中度过。

1223当晚,群众佔领行政院路口。(摄影:王颢中)

街头游击行动的“形式”与“动能”

随着警方强制驱离的命令,他们经过讨论决定“不只是被动被抬走”,而开启了难以预期的“街头游击”行动。我们与多数留下来的工会干部一起,配合青年干部们的引导,一起在台北街头四窜,体验了未曾经历的抗争方式。

对于1223夜间“街头游击”这样的意外抗争发展,着实让人感到兴奋与惊奇。平心而论,它让人振奋之处,其实不只在于它的抗争“形式”——超脱了过往在可预期范围内的集会或佔领——而是在它所展现的抗争“动能”,远远超出预期。

固然漫步在街头、短暂阻挠交通来表达抗议唿声,的确很刺激。看着警察奔波难耐,自身参与其中却完全无法预料到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也着实新奇。但真正让人感到振奋(甚至可说是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对于一群没有此类“街头游击”抗争经验的人们,甚至许多可能是第一次上街、没有参与社团或特定组织的人们,怎么会认为有必要冒着法律追诉的风险,尽管在疲惫了一整天的集会后,也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对《劳基法》修恶的不满?而这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的动作,虽然受到了零星的骑士与路人的异样眼光,但似乎却没有遭致大规模的反扑抗议;相反地,从西门町绕了一圈出来之后,反而参加“街头突击”的人数还捲入增加了?

这无非反映了,在1223的此刻,有强大的社会能量支持着劳工抗议的发声,对政权高喊“反对修恶《劳基法》”,而这样的经验,是过往的劳工运动经验中所少有的。政府和我们可能都没完全预料到,一而再、再而三“拍板定案”的修恶,将引来如此强烈的反扑。而“街头游击”的转进,是这股能量的一个结晶罢了。

至于要如何评估“街头游击”的这个策略形式?坦白说,我们并不觉得该把它的“形式”看得这么重。毕竟,每一种策略採取的形式,都有它的环境起源与侷限风险。

一来,劳工运动能够有效对抗统治阶级甚或其背后所捍卫的资本主义体制,倚赖的是整体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并且为了它而採取必要的组织和实践行动。能够朝向此目标的关键不在于抗争的“形式”,而是长期的组织、意识、行动。有强烈斗争意志的工人阶级,自然将在特定的环境与条件中,找寻出合宜的抗争策略来。

二来是,所谓“脱出常轨”的抗争方式,并非没有风险。若因此不幸发生了意外,或者被统治者恶意地操弄,它也很可能会反噬运动的成果,沦为市民大众无法理解甚至厌恶的少数过激行径。举例来说,在英国近来就曾揭发,有政府把警力卧底派进社运,刻意煽动人们採取违法抗争的激烈行径,进而使得政府对社运镇压有据、以及让大众对运动疏远。1223所幸当晚并未发生交通车祸,未能被抹黑塑造负面形象;但倘若发生,必然将造成另一波严重反挫。而当彩立方政府部门预期了此类的“游击”发展后,是否会藉机来诓陷意外,搭配大众媒体恶意丑化抗争者形象,并非没有可能。

街头游击开始后,群众逆向走入西门町的街道,造成交通堵塞。(摄影:张智琦)

当天的青年行动组织者们在事后的反思中,指出1223这样的抗争方式“无法复制”、“也没有必要复制”,这是我们同意的。若说要从中提炼或“复制”的,是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判断,融入群众而採取行动的勇气和能力。而“形式”为何,是否溢出常轨,不是核心重点。若误以为挡不下恶法的关键只在于“行动不升级”,而只把焦点放在日趋激进的举动上,这反而很可能中了统治者的圈套,而忽视了根本的挑战在于对阶级斗争“动能”的凝聚与锻鍊——这才是形塑真正的实力对比之处。

整体左翼如何拉起阶级斗争的课题

另一种可能无论是无意或刻意的诠释是,把工会干部的“宣布解散”证成工会已僵化官僚,认为运动只能靠青年学生来接替。而这也造就某种另一面的声音,强调工会组织的优先性,以为反制。彷彿是得要在工会与青年间二选一。

但实际上,工会组织不等于阶级斗争,同样地,青年学生也不等于激进新声。

对劳工运动有兴趣的青年学生(或者说,当我们还是青年学生的时候),通常对工会组织抱持着高度的期待,把它当作是投身阶级斗争的关键场域。但稍稍贴近看,又常常会有某种复杂的失望之感。

基本上,工会组织的确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石,但工会组织的“本身存在”并不等于“阶级斗争”,工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与最普遍性的经济性斗争,也相对难以替代阶级斗争的先锋政治力量(例如革命社会主义政党的角色)。

原因无他,工会作为普罗大众受雇者的联合体,它所代表的意识,一般只能是受雇阶级的平均以上的意识(尽管可能随积极份子的领导而稍稍激进一些),而通常不会是要追求根本变革、代表最先进的意识。这现实在各个学生会的意识状况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学生代表们经常会趋向僵化、自缚于“体制内”,难以超脱一般学生的平均以上意识状况。

也因此,对于有志于要推动社会根本变革,投身阶级斗争事业的人们(当然包括青年)来说,重点从来不在于工会组织与青年学生两者间要“二选一”、“争先后”,这其实不过是基于年龄与主要从事的活动而划分开来的两个群体,但没有意识上的必然差别。

重点在于,如何对这些承载普罗大众的群体,不论是劳工或学生,进行有效的团结、影响与介入,让洞悉资本社会逻辑的变革意志,能够引领人们共同走出必要而正确的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看,激进的工运份子该努力影响青年学生更加左倾,而左翼的学运干部也该推动工运的激进化。是整体左翼如何拉起普罗大众阶级斗争的课题,而不是两个相互区隔的群体、各搞各的,或者是硬要在两群体间区别出优先顺序或激进保守;但也不是就此沆瀣一气,无视激进与保守、左翼与右翼的区别。简言之,要区隔的是左右政治意识型态,而不是劳工或学生。

进一步说,有了左翼领导的阶级运动,工会组织的定位与职能才有可能质变。马克思在1866年时曾经写过以下的文字1

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它们承认自己是并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代表和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因而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它们应该特别关怀那些报酬最少的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利益,例如农业工人,他们由于不利的条件而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絶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

因此,对于左翼运动而言,其实核心的重点应该在于如何让“反抗者”总体思想与意识型态与世界观,能够在运动中获得实质提昇与完整建立,无论这个载体是工会组织还是青年组织。如此,才能够避免工会运动沦为仅侷限于经济斗争的工团主义,避免青年运动沦为过度强调“世代主体性”,或陷入过度崇尚那些恐与工人或一般群众逐渐脱节的激进行动主义。

对于劳工在被砍七天国定假日后,《劳基法》又再次修恶,固然许多人感到无奈灰心,认为彩立方劳工运动力量孱弱,无法捍卫自身权益。对这惨烈的现实,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因为在议会中缺乏劳工的政治代表使然,有些人则认为是抗争的激烈程度还不足,有些人觉得该是“青年登场、工会退位”…。但这些说法大概还是忽略了,种种“修恶”其实是政权为了协助资本积累所运行的职能,它正是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现实反映,要改变它,必须回到面对资本主义这一根本课题。而不单是投入选举、取得议会席次、抗争激烈度、青年代位与否能解决的问题。

无论如何,从2016年的“拒砍七天假”,到2017年的“反对修恶《劳基法》”,社会上劳工阶级对政权的不满能量,其实是日益清晰。这样庞大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是所有阶级运动的根基所在,它在这两年间有明显扩大的趋势,应当是我们所重视和乐见的。如何引领这股“动能”,把它指向问题的根本源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并让工会组织、青年组织乃至于整体社会更加体认到唯有在认识上与思想上超越资本主义与僱佣劳动体制,打从心底地看穿当前彩立方政治经济的矛盾根源所在,将会是每一位左翼行动者所无法迴避的首要课题。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19—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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