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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边境难民是如何炼成的?

2018/07/14
作家、人权运动者
译者: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特约记者
【编按】今年5月,美国司法部长杰夫・赛申斯(Jeff Sessions)宣布将对非法穿越美国边境的移民採取严苛手段,包括刑事起诉、孩童与父母强制分离...等等。对于川普政府“零容忍”移民政策的抗议声浪,则随移民孩童被关在铁笼的影像流出后上升至最高点,迫使川普宣布暂停拆散家庭作为恫吓移民穿越边境的手段。针对川普移民政策的大部分批评,大多聚焦于不人道的对待方式以及粗糙的司法审判过程。然而更关键且根本的问题是:这些甘冒生命危险也要穿越美国边境的移民究竟来自于哪里,以及目前大批移民潮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一如本文作者分析,佔当前移民数量大宗的中美洲“北三角”——宏都拉斯、瓜地马拉与萨尔瓦多,其迫使民众远走他乡的国内局势,倘若追根究底皆可发现美国干预留下的历史痕迹。作者也指出当前美国对于难民/移民的区辨标准,其实是源于冷战期间打击共产主义的政治决定,至于移民逃离的实际原因则并不那么重要。这些分析与论点,有助于我们在人道主义的视角之外,理解与思考美国的移民议题。

原文标题:"The Ideological Limits of Asylum",刊载于美国《雅各宾》(Jacobin)。

一名宏都拉斯的小孩于美国德州的拘留所内观看电视。(图片来源:John Moore/Getty Images)

1954年,一间总部设于纽奥良的跨国公司收买了美国政府,试图推翻民主选出的瓜地马拉领导人。这间公司即是联合水果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今日则改名为金吉达品牌国际公司(Chiquita Brands International)。这间公司在华府高层中有不少朋友,包含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以及他的的胞弟、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这间公司也有敌人,例如瓜地马拉总统哈克沃・阿本斯(Jacobo Árbenz Guzmán),后者的土地改革政策对于拥有瓜地马拉大部分土地的这间水果公司来说相当不便。

基于对阿本斯“共产主义”倾向的担忧(以及对公司利润的影响),联合水果公司的高阶主管游说美国政府进行干预。他们的努力最终有了成果——代号“PBSUCCESS”的行动(Operation PBSUCESS),这是一场由美国中情局主导的政变,迫使阿本斯流亡国外,并且安插右翼独裁者阿马斯(Carlos Castillo Armas)上任。

1954年的政变,只不过是在瓜地马拉上演的帝国主义恐怖秀的第一幕。在接下来的40年中,受美国支持、接连上任的独裁者们在可怕的内战中进行镇压、施加暴行。情况糟糕到美国总统柯林顿不得不在1999年时,为美国涉入这36年以来的血洗事件公开道歉。奇怪的是,2013年蒙特(Efraín Ríos Montt)将军因屠杀玛雅人而遭审判与定罪时,美国的共谋角色却未被提及。

正如古语有云:“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今日的瓜地马拉是世界上暴力行为最氾滥的国家。数十年来的冲突与不平等使得这个国家成了帮派和犯罪的温床。某些案例中,组织犯罪的网路甚至滋生自以前的维安与情报部队

事实上,被称作“北三角”的这三个中美洲国家——瓜地马拉、宏都拉斯与萨尔瓦多——在兇杀案数量上名列前茅。虽然每个国家详情不同,但是这个区域共通的大规模贫穷与政治不稳定之历史,都是在美国佬(Yanquí)干预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我们在谈论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特别是关于那些来自中美洲的人时,不应该脱离上述的棘手事实。大家都清楚的是:移民到美国是为自己与家人“寻求更好的生活”;但却没有讨论到这群人离乡的急迫性,以及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这背后遗漏的是:他们所逃离的局势,是政治造成的——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来说,这些局势是华府做出的决定所造成的。

任何清晰的思考都应该使我们认识到:这些逃难者有权寻求庇护。然而,绝大多数来自中美洲北三角的庇护申请者都遭拒绝,美国政府也持续限缩庇护许可的批准

将此归结为川普政府的冷酷无情是很容易的事。但事实上,拒绝承认资本与帝国的受害者也是难民,是早在川普上任前就存在的现象——它已经融入“难民”本身的法理结构之中。

一名约18至19岁的青年死于瓜地马拉的街头。瓜地马拉枪杀率的约是世界平均的两倍。(图片来源:Carlos Javier Ortiz/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

难民概念的意识形态根源

正当柯林顿宣称美国对于在中美洲的恶作剧行为感到抱歉之际,他拒绝对数千名在米契飓风(Hurricane Mitch)袭击前夕逃往美国的萨尔瓦多人与瓜地马拉人伸出援手,使他们面临驱逐出境的窘境而感到慌乱。不过,仍须肯定柯林顿要求修改《1997年尼加拉瓜调整与中美洲救济法》(Nicaraguan Adjustment and Central American Relief Act of 1997)的规定。该法案下,逃离左翼政府的古巴人与尼加瓜拉人比逃离右翼独裁者的萨尔瓦多人与尼加拉瓜人更容易获得庇护。柯林顿称这样的双重标准是“错误”的。

双重标准并非新鲜事,最早可以追溯到1917年,当时,十月革命将政治难民的概念带进国际舞台。在二十世纪初,难民的概念有着特定的意义,意指从共产主义阵营逃出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世人的震惊与创伤,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与集体屠杀,再次凸显了难民问题。1951年,联合国批准了《难民地位公约》(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其中“难民”的定义反映了上述的恐惧(以及那些拒绝了逃难者的国家的罪恶感):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其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尽管如此,20世纪的难民体系仍是冷战下的产物。正如难民研究学者吉尔・洛舍尔(Gil Loescher)所说:“承认迫害事实与辨认加害者并不麻烦,而庇护难民往往被用来重申共产主义的失败与西方的仁慈。”

对美国而言,承认迫害事实并辨认加害者很简单——“迫害”是只有美国敌人才会干的事。

即使大屠杀的伤口仍未癒合,美国第一套重要的难民法规《1948年流离失所者法》(Displaced Persons Act of 1948),意在给予共产主义阵营的逃离者难民身份,同时却限缩九成以上流离失所的犹太人,使他们无法获得难民认可。1953年《难民救济法》(Refugee Relief Act of 1953)则定义难民为前往非共产国家寻求庇护的人。1957年的修正案中,重新定义难民为因迫害而共产国家逃离的人。

战后庇护政治迫害受害者的举动听起来很有人道主义的味道,但这项行动已与反共意识形态相互结合。是否能成为难民与庇护者,端看他们是否能服膺地缘政治的拉扯战,其余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直到1980年代,美国难民法的立场才变得较为中立;但即使在那时,逃离“不友善”政府的人仍得到了优惠待遇,但另一些不幸的人只能面对“好人”的迫害。

1983至1986年间,就在蒙特将军以焦土政策(tierra arrasada)在瓜地马拉进行大屠杀后的几年,美国仅承认不到百分之一的瓜地马拉难民。同一期间,却有60%的伊朗人、51%的罗马尼亚人,以及34%的波兰难民获得自由世界的欢迎。

前瓜地马拉总统李欧斯・蒙特(图中)。2013年,瓜地马拉最高法院以违反种族屠杀与反人道罪判处他80年有期徒刑。(图片来源:Daniel Hernández-Salazar)

以其他名义行迫害之实

1980年代中期,雷根政府想到一个聪明的方式,正当化美国对尼加拉瓜恐怖行动的资助:当我们不喜欢时,准军事的死亡小队是“恐怖份子”我们喜欢的时候就是“自由斗士”。雷根找到一套类似的伎俩,来证明为什么亲美恐怖主义下的受害者无法被认可为难民:他们根本不是难民,而是经济移民

现行难民法相较于仅以美国自己利益为考量的冷战时期已有进步。然而仍然保留一个基本且不容置疑的分辨标准,即:值得庇护的难民,以及不值得庇护的移民。(这样的区辨是否反映美国地缘政治的考量,则是无关紧要的问题)

联合国《难民地位公约》和美国法理解下的典型难民,是那些为了逃离政治迫害的人,无论是显而易见的政治打压、种族压迫、国家镇压或宗教歧视。无论如何,难民之所以是难民,都是因为政治因素。由于难民概念源自上个世纪中叶,这类迫害通常被认为是由政府和国家所造成的。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单纯的移民则不值得同情。

移民迁移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因素。他们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遭遇暴力犯罪等相关问题,但总得来说,他们来到美国只是让他们自己有“更好的生活”。(较不宽容的仇外主义者的说法是:偷走我们的工作、侵蚀我们的城镇、稀释国家的纯血)

多年以来,来自中美洲的那些“不够格”的移民,仍可以用家暴或帮派暴力为由寻求庇护。然而,就算是这条宝贵的生命线(虽然已经难以使用),最近也被美国司法部长杰夫・赛申斯在自己提交的决定中撤销。1该决定指出:庇护法“并未对所有不幸事件提供补救措施”。

事实是,这类不幸满地都是。在中美洲的北三角地带,许多人生活在虐待、强暴、勒索、人口贩运、性奴役与谋杀的恐惧之中,并且面临疾病与飢饿等等较不刺激(但同样致命)的威胁。

这些不幸的遭遇,形式上不同于20世纪恐怖历史中典型的国家迫害形式。但是他们的原因政治的——这些迫害都是基于资本与帝国考量的政治抉择下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逃离这样的困境,严格上不能说是自愿行为,而是攸关生死的问题。存够了足以离开的现金、背负巨额债务,危险跋涉穿越美洲大陆之后,这些“移民”如今在自由的土地上被一脚踢出,只因为他们来到此地的理由不够政治。

这一切都太政治了

美国从未摆脱冷战思考模式。难民与庇护法或许已经去除以往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然而,以为资本主义政权在本质上是善良(或宽容)的,这样的信念仍难以动摇。迫害只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的作为。

那些发生在自称是社会主义政权下的问题,往往会被归咎于社会主义政府,以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但当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下悲惨的贫穷与匮乏问题,一瞬间却被归咎是个人或是家庭的错误。充其量只是经济问题。

然而,经济因素并不存在于非政治的真空之中。资本主义既不自然也不中性,而是人为的产物。它是一套由一个阶级宰制另一个阶级的系统,并由压迫所维繫。即使在没有帝国主义干预的状况下也是如此。不过,这个系统必须要掩饰与模煳:资本主义的剥夺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决定。

今日,虐待寻求庇护者的故事席捲所有媒体,重要的是要记牢他们在更“仁慈”的移民执法下仍会面临更庞大的阻碍。给予庇护者符合人道标准的环境只是最低要求,真正的斗争是确保他们不会被送回他们所逃离的地方。

承认那些逃离贫穷与暴力的移民就是难民,本身立意良善。此外人民也有权利自由移动。但是左翼必须特别关注如何揭开强行迁移的原因,并将其重新政治化。

是时候超越二十世纪那种难民只是国家迫害的受害者的概念了。这并非造成今日大规模迁徙的驱力。(今日难民面临的)处境也许无法符合反动的、服膺历史的、受意识形态影响的“迫害”概念,但是却同样可怕,而造就这些处境的原因也同样险恶。

换句话说,他们就是难民,而左翼应该争取他们的难民身份得到认可。

长期以来,美国我行我素摧毁其他国家,却规避收拾烂摊子的责任。如果有什么是国际主义左翼可以做的,就是必须扭转这两个事实。

  • 1. 【译註】在美国,移民上诉委员会(Board of Immigration Appeals)是负责复审移民法院上诉案件的机构。司法部长如果对某判例不满,有权在移民上诉委员会复审后,自行提交案件并做出新的判例。通常司法部长较少动用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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