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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滋感染者没有告知病史的道德义务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记者

桃园敏盛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医师徐光汉在个人脸书抨击有HIV感染者“隐瞒爱滋病史”,危及医疗人员安全,媒体跟进报导后,网上各种对感染者与同志族群的仇恨与歧视言论齐发。

已有许多论者提出,无论病患是否感染爱滋,手术房中针对“侵入式治疗”行为都应遵守标准防备的作业流程,此事引发争议,一方面显示部分医疗人员对于爱滋的非理性恐惧其实与常人无异,更揭露我国医疗院所对于标准作业流程与防护措施的轻忽。

舆论中许多对感染者的指控,集中在“法律”与“道德”两个层面,本文将就这两部分为感染者提出辩护,说明为何感染者不主动告知医疗人员其感染情况,并没有违反道德原则。

(图片取自Sham Hardy@flickr)

爱滋防治条例对感染者隐私之保障

首先,许多相关报导引用了卫福部官员的说词,指依据《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传染防治及感染者权益保障条例》第12条,“(感染者)就医时,应向医事人员告知其已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违反者依据同法第23条可以罚锾三至十五万元。这样看来,感染者未主动告知似乎已经触法,然而只要继续读完法条就会发现,12条后头还有一句“处于紧急情况或身处隐私未受保障之环境者,不在此限。”

怎样算是“身处隐私未受保障之环境”?有些人倾向解释为,诊疗现场必须有“医护人员”之外的第三人(如隔壁诊间病患、家属等)才算构成这项要件。然而,如果“医护人员”本身就是“隐私未受保障”的原因呢?

根据刚刚公佈的卫福部疾管署委託权促会所做的调查指出,有高达10.6%的感染者曾在未经授权下遭医疗人员洩露其感染者身份。平均每十人就有一人遇过,比例不可谓不高。简言之,上述解释中对“医护人员”的排除并不符合现实。当“医护人员”本身就极可能是洩密与侵害隐私者时,医疗院所诊间本身即可归类为“隐私未受保障之环境”,那么感染者不主动告知身分,也就于法有据了。

感染者不告知 并未违反道德原则

中央哲研所教授甯应斌的文章曾写过〈AIDS & SARS:爱滋告知的伦理〉1一文,探讨“疾病告知的伦理义务”。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针对的不是医病关系,而是比较亲密关系(如情侣)与陌生关系(如炮友)在性互动中的疾病告知伦理。不过,我认为其中有关陌生关系,也就是炮友的伦理标准,也可延伸适用到同为陌生关系的医病关系上。

根据甯应斌,对于不同疾病,我们应该先从“是否涉及污名”这个角度作出区分,这端看不同疾病在社会文化当中被建构的意义。如果某个疾病不涉及污名时(例如感冒),基于“不伤害他人”的道德原则,我们就应该告知他人,以尽量避免他人被传染。然而当某个疾病涉及污名,甚至在社会文化中被建构为关乎个人人格的隐喻时(例如爱滋),便可以不告知。

作此区分,是因为疾病的污名程度和当事人保护自我隐私的权利相关,所以不同的污名程度,告知义务的伦理也会不同。

甯应斌提到:

“当疾病涉及隐私或污名时,因为我们有隐私权或保护自我人格尊严的权利,所以我们在面对陌生人时,原则上我们不应该告知对方自己有『隐疾』,因为这样的告知会伤害自我,使自我丧失尊严或人格,这是道德上所不容的。不过另方面,我们当然也不应该伤害他人;但是当『保护自我』与『保护陌生人(或不伤害他人)』两者冲突时,即使前者没有任何优先性,在我们选取前者而非后者时,乃是道德上无可指摘的。”(页164)

“我们当然可以在上述情况中,告知对方我们有爱滋,从而暴露隐私而牺牲自我的尊严人格;也就是宁可伤害自己,而选择不伤害他人,那表示我们是特别好的好人,也就是俗称的『好撒玛利亚人』──这个典故来自圣经,好撒玛利亚人是指:有的人他不但去做他道德义务的份内事情,他还去做不是他道德义务的事情,超过他应该要做的事情,这叫好撒玛利亚人。当然,我们可以去做个好撒玛利亚人,但是我们没有道德义务去做好撒玛利亚人。”(同上)

综上所述,基于感染者所面临的道德上的两难(告知但伤害自身 vs. 不告知却可能伤害他人),感染者并没有告知他人自身疾病的伦理义务。而造成这个两难的局面,背后原因正是爱滋疾病在社会文化被建构的庞大污名。这样看来,新闻源头的外科医生在网路上公开抨击感染者,以及随后引来的各种预期或非预期的对爱滋感染者的谩骂舆论,不仅加深了爱滋疾病的污名、强化了社会对疾病的负面文化建构,弔诡地,同时也连带替感染者的“不告知”增加了更多道德正当性。

  • 1. 文章收录在2007年出版的《性无须道德:性伦理与性批判》。这本书虽然涉及与“性”相关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讨论,但是文风很浅显直白,有兴趣者可以线上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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