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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政府果然不是退抚基金善良管理人
从李逸洋副院长的发言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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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11
资料来源: 

在今年9月7日的新闻报导中,考试院副院长李逸洋先生认为,“军公教年改是因为投资绩效太差”的说法,是严重错误。本联盟认为,单单从李副院长的观念和态度,就足以证实,政府不是善良管理人,不适合管理退抚基金。

首先,如果李副院长够专业的话,就应该知道,所谓“储金制(funded)”退休金,就是要追求良好的投资绩效,让退抚基金充裕,让人民不用陷于“多缴、少领、延退”的风险中。

这种优质专业的管理,不仅对人民有利,对国家经济也有利。因为人民的可支配资产不会因为退休基金投资绩效不彰而大幅缩水,国内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因此而萧条。

第二,如果李副院长够专业的话,就应该知道,储金制的主要收入来源为“提拨收入”和“投资收入”。许多好的基金由于投资得宜,再加上复利效应,投资收入早已超越提拨收入。

以丹麦ATP退休基金为例(附图1),在2009~2017年间,只有2014年投资收入少于提拨收入,其余年投资收入皆高于提拨,在2009、2010和2017这三年,投资收入居然达到提拨收入的2倍以上。也因为如此,丹麦ATP才得以连续好几年提高给付。

请问李副院长,投资收入对退抚基金如此重要,您难道不懂吗?您刻意淡化投资绩效的重要,究竟是专业度不足?还是想推卸基金管理不彰的责任?

第三,如果李副院长够专业的话,就应该知道,在国际间,储金制退休基金的长期投资绩效标准,大约订在名义收益率7~8%(未扣除通膨)或实质收益率4~5%(扣除通膨)。

举例来说,美国旧金山受雇者退休基金,就将长期绩效标准订为名义收益率7.5%(附图2);安大略教师退休计划就将长期绩效标准订为实质收益率4.5%(附图3)。

反观李副院长的发言,似乎觉得连名义收益率5%都不可能。请问李副院长,这么糟的长期投资绩效标准,如何满足退休基金的充足性?难道考试院辖下的退抚基金管理委员会,只会在基金不足时,要求军公教多缴、少领、延退,在军公教身上吸血吗?

第四,如果李副院长够专业的话,就应该知道,退抚基金真正的问题不是投资保守,而是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由于错误的投资决策,导致资产配置出问题,无法达到国际投资绩效标准。

请问李副院长,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是谁?是无权过问基金管理的军公教?还是握有基金操作权的政府管理团队?若是政府管理团队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政府又凭什么要军公教揹负政府管理退抚基金绩效不彰的恶果?

第五,如果李副院长够专业的话,就应该知道,在国际间,所有成功的退休金改革,都以政府退出退休基金管理,提升基金投资绩效作为出发点。

问题是,从李副院长的各项回应可以得知,政府只会不断要求军公教缴更多钱给这么糟的管理团队,再用各种话术推卸投资绩效不彰的责任。

请李副院长告诉我们,中环、茂硅、胜华科技、华映、东云公司债、阳明海运…等,究竟让我们退抚基金惨赔了多少钱?当初做出买这些股票债券的评估为何?难道管理团队都没有能力分析产业前景、公司体质…等这种一般散户都需具备的投资知识吗?也没有决定何时该停损的能力吗?

还有,鸿海从当初122元的高点跌到现在不到80元,请问,退抚基金有没有在高点进场?有没有造成军公教退抚基金的损失?

更重要的是,过去退抚基金的所有投资,几乎都是黑箱作业,不知高买低卖了多少股票。上述这些股票和债券,只是黑箱冰山的一小角,真正的冰山不知有多大,如果退抚基金的运作真的坦盪的话,请将过去的所有投资纪录公佈,让计划成员(军公教)以及全体国人看清楚。

本联盟长期观察政府退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运作,再加上李逸洋副院长的发言,本联盟发现,退抚基金的管理团队,将政府及管理团队的利益置于计划成员(军公教)的利益之上,此举已造成代理人(政府)和委托人(军公教)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让退抚基金的投资绩效难以提升,让军公教多缴、少领、延退成为永远无法终止的梦魇。

因此,本联盟要求政府,退出退抚基金管理,将过去政府所种下的恶果概括承受,并停止用话术推卸责任。再多的话术,也无法掩盖政府投资绩效不彰的事实,更无法掩藏退抚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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