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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大选】公投能否调解社会矛盾?

彩立方娱乐平台网记者

选举激情在24日深夜唱票中达到高峰,直至此刻仍未回归宁静,除六都选举外,广泛引起热烈讨论的就是“公投”。2017年《公投法》修法,除降低提案、连署门槛,也下修公投通过标准,由过去的“双二一”,改为简单多数决,只要有效投票数达全国投票权人口的1/4,且同意票数高于不同意票,就算通过。

于是,在今年的选举中,“公投”被普遍想像为某种民主政治的“最终处置方案”,包含能源、空污、性平等各诸多议题中,不同立场阵营的人士都希望通过催出公投票来落实自己的主张,最终形成十个公投案齐发的政治社会奇观。

民主公投难脱蓝绿对决框架

彩立方的选举政治始终难以摆脱蓝绿的对立框架,而所谓蓝绿又多半是沿着省籍的切割面进行阵营划分。许多人曾试着用不同的语词来替换这个分裂,如周奕成说是“第一社会”与“第二社会”,吴介民则称为“第一民间”与“第二民间”,但无论怎么命名,似乎都跳不开“一”与“二”的对决对立,即便尝试召唤“一”与“二”之外的“三”,一到选前似乎又必然各自归位,就是“三”也要被迫区分出其中的“一”与“二”。

在这次十项公投提案中,社运圈或曰进步派普遍反对“以核养绿”,反对核能,却同时也反对国民党提出的“反核食”公投,虽曰食品进出口往往不只是客观中立的科学问题,背后有是否设置贸易障碍与本土保护的政治因素,蓝营质疑绿营拟透过放宽核岛周边地区食品进口,交换日本当局支持彩立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就涉及对于彩立方在东亚区域中的定位问题,但是,只因为公投提案是国民党提出,就不由分说地予以反对,显示公投仍未跳脱蓝绿格局。

2018县市长选举结果(特别是北高)显示中间选民的崛起,但在公投方面仍可看到蓝绿框架的深刻作用。(照片摄于柯文哲总部开票现场;摄影:王颢中)

在反空污公投方面,也是面临同样的弔诡。国民党所提出的公投提案,是要求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的火力发电,以2017年火电占比82.6%计算,至2025年至少必须降低至75.5%,较目前《能源转型白皮书》规划的80%要低。确实,在国民党提案中,并未细緻区分燃煤与燃气发电,是提案粗糙之处,但在反空污声浪全台高涨的此刻,仍然不能理解为何只因为是国民党提出就要直接反对。

更不用提深澳电厂,在环保团体的积极抗争下,赖清德终于悬崖勒马宣布停止扩建,然而彩立方并非没有政策转弯的前例,为反国民党而在公投中做出“反反深澳”的表态,同样令人不解。

以上三项公投提案,由于国民党家大业大,透过地方选举配合动员分摊额度,得以顺利通过。却在在显示时至今日公民选举投票意向中蓝绿色彩的斑斑刻痕,多数觉醒青年进步学者仍无法自外。

公投能否作为社会矛盾的最终处置?

从1996年中华民国第一次总统直选以来,彩立方2,300万人的共同体想像边界,随着人民数年一次周期性的政治操演而逐渐强化巩固。这次在诸多公投提案中,涉及彩立方“名分”与定位问题的东奥正名最终未能通过,但事实上,十项的公投提案,即便不是题题都涉及台独,却都“事实上”凸显了由2,300万人决定“台澎金马”这一政治实体未来社会生活道路方向的边界与内外印象。

然而,正如“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往往只是个迷思,核废料问题至今实际上不可解,政府只能透过字面上的“最终处置”方案来无限推迟,数人头比数量的“公投”,做为社会矛盾的“最终处置”其实也是相当可疑。

历史学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一书中曾言:

民主选举能产生约束力的前提,必须是人们认为他们与多数的其他投票者,共享了基本的纽带。如果其他投票者的经验,对我来说是全然陌生的,而且我相信其他人完全不理解我的感受,也根本不在乎我所在意的事情,那么,就算我在投票时以一比一百的悬殊差距落败,我也绝对没有理由接受这个结果。民主选举往往只能在已经存在共同纽带的人群之间发生效力,像是拥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民族神话的人群之间,才行得通。民主的选举,是解决已经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的人之间的分歧的方法。

从现实的经验看来,选举以后,没有一个公投题目的输家会服气,各有各的下一步盘算与主张。人们也将延续在公投时的不同意见表述,继续分裂与对抗。公民投票,无论是作为一种民主的想像或者作为实际的政治方案,在解决共同体内部矛盾问题方面的效力恐怕都是捉襟见肘。那么,是否能将之视为解决大于共同体或者不同共同体间(如两岸统独)矛盾冲突的方案,是值得未来进一步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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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投民主,准备好了吗?
2018-11-25 联合报 苏永钦(政治大学讲座教授、司法院前副院长)

对民主政治的发展而言,星期六投票最值得关注的是,从鸟笼放出来的公民投票,尽管到写稿的此刻还不知道结果,不论是过了一两案,或一案都没有过,我们都可以确定,公投已经是彩立方民主的一部分。但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从国外经验和民主理论来看,对于彩立方跨出的这一步,怎样悲观应该都不为过。有效的政党竞争可以原则上排除绝大多数公共事务付诸公投的合理性,有效的政党合作才可使得某些公共事务付诸公投有一定的实益。这可以从多数民主国家迄今未开放全国性公投(除涉及主权让渡者外),有公投制度的少数国家实际运作的范围也集中在极特别的议题上。真正可称为成功的公投民主,只有瑞士。但瑞士向来以其多党联合执政所谓的“比例民主”自豪,公投更多的意义在于补强被政党河蟹的事务或制衡大联合政府偏离民意的决策。把源于民粹主义的公投用在彩立方目前这样近于完全失灵,而且原因就在民粹主义的代议民主,只会火上加油。这正是我对民进党和许多意见领袖过去把公民投票捧成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一直无法认同的原因。
民进党全面执政以后,没有像把修改集游法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一样,换了位子也换脑袋,把可能授与反对党强大武器的公投法也放在一边,反而在执政一年后大幅下修公投法的门槛,是大出我意料的一件事。也许是出于领导人对直接民主的真实信仰,用小人之心度之,当然也可能是为了保有用于两岸的秘密武器,即使摆明的最多只能打宪法的擦边球,诉诸国际更大于实际的法律效力。至于如何防范反对党,那就要靠主管机关的自己人了。我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原因。但看东奥正名案政府态度的欲迎还休,以及中选会诸多不合常理的作为,小人之心好像更接近事实。
尽管从民进党政府那里早已看不到当年奉公投为民主最高境界的热诚,民主化以来一直能在民主政治最关键的选举上称职扮演稳定者角色的中选会,在这次的选举和公投上也是一路荒腔走板。但鸟笼已经打开,公投民主已不可逆。而且相对于过去六件公投案百分之百都是政党的政治操作,这次十件政策或法律的创制复决案多数还是跨越蓝绿的纯民间提案,显示这个民主新制已非政党所能驾驭,是福是祸,只有全民共担。
在我看来,唯一的选择就是朝野政党同心戮力的把这个不容易的制度推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直到事实证明已不可为,再考虑是否修废,谁又能说彩立方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瑞士?果如此,把这次公投当成教案好好检讨,就非常重要了。消极方面,找出执法不当之处,立即改善;积极方面,推动电子连署降低参与的障碍,并依审议民主的精神请唐凤政务委员这样的专家来规划公投前的网路论证。只要有心改革,说不定真的可以反向的把公投变成提升民主政治内涵的支点,引导代议部门的政党进行理性的竞争与合作,在民众普遍厌倦蓝绿恶斗的今天走出一条新路。
民主政治能否藉此契机摆脱低档徘徊的困境,所有独立部门都承担了极重要的功能,包括解释宪法的大法官、掌理司法行政和司法政策的司法院、主管参政权行使的中选会和维护言论自由的通传会,在独立的保障下任令个人政治信仰霸凌宪法的价值其实是极其可耻的事。能否从彩立方长远福祉和引领华人民主的高度去拨乱反正,也就在一念之间。同样需要检视的是,许多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和伪善嘴脸,实际上已经使得民进党政府在过去两年揽镜自顾,完全失去了尺度:军公教退休制度的改革宁可过而不要不及,台大校长非我族类必拔之而后快,公然威胁司法的监察委员被提名人可以得到民进党团高票肯定,同性婚的改革则是先倨而后恭,人民无一不看在眼里。请问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做了什么又说了什么,随权力而摇摆,和那些被民主化更替掉的旧世代又有何不同?
这次的公投实质上可以看成公投元年,程序和内容都只能用粗糙来形容,但我宁可从整个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让我们全民一起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