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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路线对不对?
左派祖师爷马克思告诉你

2018/11/29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编辑

【编按】此次大选有许多工运人士投入参选,但也有工运人士表态反对选举路线,究竟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选举与民主代议制?

对于见证德国社会民主党选举胜利的恩格斯而言,一方面肯定议会选举对于政党拓展影响力与衡量工人实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对相信能取得议会多数完成社会主义,而放弃阶级斗争的政党领袖们表达批判。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而言,工人阶级无法利用资产阶级代表机构的议会与其他既有的国家机器,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批判的罗莎·卢森堡进一步指出:即便社会主义者在议会取得多数,统治阶级仍会在必要之际召集军警与官僚等其他国家机器对付议会。近代例证是民主选举产生、智利阿叶德的左翼政权惨遭军事政变颠覆。

然而,这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者完全扬弃选举与议会,一如列宁认为在非革命的社会条件下,消极杯葛没有意义。在新自由主义几乎全面胜利、社会主义被宣告失败的当代,越来越多人认为我们最多能做的,就只是“修补体系”。在两党制的国家,群众因为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选择袖手旁观,而社会主义者或是第三势力提出候选人时,往往招致“分散选票”而无法集中火力打倒主要敌人的批评。但是,一如恩格斯对于美国的分析中认为,社会主义者提出第三方案,至少能让工人阶级以选票抵制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创造机会。

原文标题"Marxists and Elections",刊载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网站。

马克思如何看待选举与民主代议制?(图片来源:Sean Gallup/Getty Images)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参选与代议制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曾经发展或并存两种原则,并对此问题有着不同甚至是相反的看法。其中一个是改良主义,主张现代的代议制政府提供工人阶级一个机会,选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佔多数的政府,并藉此完成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强调和平且渐进地过渡至社会主义,并将竞选活动与社会主义当选官员的事业当作是社会主义者最重要的活动。另一股潮流则由马克思与恩格斯首先提出大纲,之后由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与列宁详细阐述,他们主张以工人阶级的群众斗争为基础,利用革命方式推翻国家,并以新的工人权力机构取而代之。

改良主义的潮流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德国蔚为风潮,曾与恩格斯合作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曾在“进化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这个惊人的着作中写道:

社会民主的任务是在政治上组织工人阶级,以及将他们发展为一个民主组织,并为国家一切改革奋斗,这些改革是为了培养工人阶级,以及以民主的方式改造国家。

然而,即便是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这位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最重要的理论先驱与伯恩斯坦观点的批判者,基本上也将“赢得政治权力”等同于攻佔议会。例如他在1912年写道:

我们政治斗争的目标一直以来未曾改变:透过赢得议会多数并将议会提升至指挥国家的位置来掌握国家权力,而不是摧毁国家权力。

考茨基认为街头抗议与罢工这样的群众行动是不正常的斗争方法,并且指责对于这类方法的强调是“片面”的,反映了“群众行动的痴呆症。”

在早期的社会主义传统中,这两种倾向经常彼此混淆,因为改良主义者与革命份子都採用工人阶级“赢得政治权力”一词,形容两个截然不同的目标。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国家、议会与选举的看法

终其政治事业,马克思与恩格斯总是主张,无论其规模或是发展阶段,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必须独立组织,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一个政党”,一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那样。

就在几个月后,在1848年革命席捲欧洲之际,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一小群社会主义者的领导成员身份,并且作为基进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极左翼参与了德国的革命。同盟当时在整个欧洲只有数百位成员,不足以宣称自己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但在革命的过程中马克思认清由于基进中产阶级懦弱与踌躇的本质,工人阶级有必要独立组织,才能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在1850年3月〈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建议,在革命的未来进程中,工人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并肩对抗其欲推翻的集团”,同时也“反对他们的一切,藉此巩固自己的位置并追求自己的利益。”

除了自我武装以及组织集中而独立的俱乐部,工人党也应该推派候选人,参与革命起义后德国为创建国民议会而举办的选举:

即便不可能当选,工人必须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计算自己的力量,并且将他们革命的态度与党的立场展示给大众。因此,他们不能被民主党人的论点所诱惑,例如:这样做将会分裂民主党,让反动势力有机会获胜。这些言词的最终目的是要欺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藉由这样的独立行动获得发展,这比反动势力进入代表机关所产生的损害还要重要。

拒绝投票给左翼或社会主义候选人,理由是他们无法获胜,因此将有助于右翼掌权,是反对美国两党制观点长久以来遭遇的主张。恩格斯在1893年一封写给美国同僚的信中指出,在美国,工人党的组建被宪法阻碍。“这套宪法...让每一张投给两个执政党候选人以外的选票,看起来都像是一种浪费。”

马克思的三月文告在革命高潮退却后被搁置。但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有生之年,他们见证德国第一个群众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建立,并且利用德国议会,即帝国议会(the Reichstag),来推进其事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在1875年时,由两个不同的政党合併组成,一个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另一个则建基于“藉由与普鲁士国家妥协来赢得改革”的原则。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认为这是他们的政党,但是打从一开始,他们就对它的政治缺陷保持批判,并且完全反抗任何淡化其工人阶级性质的企图。

早在1879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了一封通函给党的领导者们,质问党是否被“议会病感染,认为圣灵将通过民众选票倾注于当选人之上。”通函也抨击一篇由伯恩斯坦共同撰写的文章。该文赞许由“所有对人类充满真爱的人”领导社会主义运动的想法,并且批评那些将运动限缩至“产业工人为促进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的人。这篇文章唿吁该党保持“冷静、清醒与深思熟虑”,以确保它“不会高举红色幽灵来吓跑资产阶级。”文章也要求由“有教养”之人代表该党出席帝国议会。

马克思与恩格斯抨击作者们,认为他们如果意图“利用公职打击该党的无产主义性质”,就应该离开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于伯恩斯坦与其他人而言:

他们并未弃绝纲领,只是无限期推迟。他们接受纲领——只是不是在他们有生之年,而是遗留给他们的子孙完成。他们也将“所有力气与能量”投入各种琐事之中,修补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如此一来,至少看起来做了些什么,同时也不会惊动资产阶级......

过去近40年,我们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革命的巨大槓桿;因此,我们不可能与试图将阶级斗争自运动中抹除的人们合作。在国际创立之初,我们清楚地建立了战斗的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完成。因此,任何人如果公开宣称工人过于无知因此无法自我解放,必须通过上层与中下阶级里头的善心人士才能完成,我们都无法与之合作。

恩格斯在世时,见证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成长。1884年,马克思去世后一年,该党得到超过50万的选票。到了1890年的时候,它的得票数增加一倍,并在1898年再度翻倍。1912年,该党获得超过4百万的选票。“反社会主义法”于1878年至1891年间生效,目的是遏止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力,实际上却增加社会民主党作为反对党的声誉。恩格斯为该党的成功感到激动,认为议会选举是政党拓展政治影响力与党员的绝佳方法。189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着作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引言中,如此总结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帝国议会选举的重要性:

如果普选权并未提供其他任何好处,最起码它让我们每三年计算自己的力量;当我们的选票有规律地成长,甚至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增加,它增进了工人们对于胜利的确信,同时也让对手越来越沮丧,因此(普选)成为我们最佳的宣传方式;它准确地告诉我们自身与所有敌对政党的实力,因此提供我们一把最佳的比例尺,衡量我们的行动,使我们免于不合时宜的怯弱以及有勇无谋。如果这些是普选提供给我们唯一的好处,那也十分足够了。但是,它赋予我们的更多。在竞选活动期间,它提供我们一种最佳方式,前往人民仍然疏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迫使所有政党在人民面前回应我们的批评,捍卫各自的观点与行径;此外,它进一步提供我们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们一个讲台,对议会中的敌人以及外头的群众演说,比起在报章上或是聚会中(发表演说)更加具有权威且自由。当竞选活动与帝国议会内社会主义者们的演说不断突破反社会主义者法时,这项法律对政府与资产阶级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

但是恩格斯也知道选举的成功让党的领袖更愿意为了眼前成果放弃长期目标。每年选票支持或多或少地平稳成长,德国经济的扩张,加上阶级斗争多年处于低谷,这些都强化了党的改良主义倾向。对于工会领导阶层、议会代表与党内行政官员更是如此,他们认为“突发”行动有可能导致国家镇压,危害他们辛苦建立的组织。德国的党领导人为了支持自己的机会主义,审查上述恩格斯的“引言”,例如移除某个段落,该段落认为有必要“公开抨击”扬弃昔日街垒战的革命战略的言论。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恩格斯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该纲领认为德国的帝国议会,一个必须对皇帝负责的软弱机构,能够不仅仅沦为普鲁士专制政权的遮羞布。恩格斯警告:

机会主义正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逐渐佔据大比例的版面。现在有人害怕反社会主义者法的恢复,或是想起该法律统治期间各种过于仓促的声明,如今想要该党承认德国目前的法律秩序,足以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推行该党一切主张。他们企图让自己与党相信“今日社会正往社会主义发展”,而不扪心自问,(社会主义)是否因此无须自旧社会秩序中破茧而出,或者是否已不需要像螃蟹一般,以力量挣破这个旧外壳...

为了今日的暂时利益而忘记根本的大原则,极力争取当下的成功而忽略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它的未来,这可能出于“真诚”的动机,却仍是机会主义,而“真诚的”机会主义或许比起任何东西都更加危险。

旧社会的外壳必须以力量打破;另一方面,藉由取得对资产阶级代表机构的掌控支配既有的国家,这两种立场反映出对于资本主义下国家的不同看法。

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做出的唯一更动,发生在1871年巴黎公社(成立)之后,当时巴黎武装工人短暂地掌控城市,并且建立自己的直接民主机构。公社教导马克思的道理是工人阶级不能“掌握既有的国家机器作为己用”,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无法单纯地掌控并利用一个用来强化最具经济实力的阶级的国家,藉此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在1981年马克思着作《法兰西内战》一书的导言中,恩格斯表示,“打从一开始”,

公社被迫认清工人阶级一旦掌权,不能利用旧的国家机器进行管理;还有为了不丧失刚争得的统治,工人阶级一方面必须废止一切旧的、被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镇压机器,另一方面也得防范自己的代表与官员,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随时能被撤换。

恩格斯在着名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主张国家是最具权势、经济上最具支配地位的阶级状态,选举权无法成为赋予工人权力的工具,只能用来衡量工人阶级中社会主义的影响力。

“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恩格斯认为,“是资本剥削僱佣劳动的工具”。

他接着说道:

民主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在当代社会条件下逐渐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此外也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最后决定性斗争发生的国家形式。

然而,恩格斯主张“当(工人阶级)成熟到能够解放自己...,它将会自己组成政党,投票给自己的代表,而不是资本家的代表了”的同时,他也认为普选权并非工人阶级解放的关键。(工人阶级的解放)无法透过投票决定,而是需要一场冲突:

普选权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度的工具。现今社会普选权不能也永远无法提供更多,但是这已经足够。当普选权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已达沸点的那天,他们与资本家都会明白各自的立场。

恩格斯在美国

有哪些国家不像德国那样,除了工人政党尚未成型,他们的工人阶级运动仍处于起步阶段?这肯定是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美国。那里见证了全国工人阶级斗争的浪潮,美国工人在经济与政治上,开启了自我组织的第一步。

对美国社会主义者的建议中,恩格斯强调无论工人阶级运动的缺陷,只要它有助于工人阶级发展自己的独立政党,都应该支持并参与。1886年,纽约中央工会(Central Union New York)为了参与纽约市长的竞选,成立纽约区域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r Party of New York and Vicinity)。这个刚成立的政党选择提倡单一税制(Single-Tax)的亨利·乔治(Henry George)作为其候选人。 乔治本人并非出身劳工运动,他是一位中产阶级的民粹主义者。当时他刚完成抨击贫穷与不平等问题的《进步与贫困》这本畅销书。他在书中提倡对土地财产徵收单一税,认为这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万灵丹。选举竞争激烈,当地统治阶级竭尽所能阻止工党得胜,乔治最终仍以票率31%高居第二。

恩格斯对选举持肯定态度,即便有些缺陷:

工人阶级运动刚起步的国家,关键的第一步是劳工组成的独立政党,不论作法为何,只要能清楚被辨识为劳工政党即可。重点是(美国的独立工党)这一步与我们预期来得快上许多。该党的第一个纲领看来煳涂且极度不足,并且选择亨利作为名义上的领袖,这都是暂时的必要之恶。群众需要时间与机会进化;除非他们拥有自己的运动(无论形式,只要是他们自身的运动),被迫在错误中前进,才能拥有进步的机会。

恩格斯特别批评在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将“纯粹”的教条与美国劳工运动的短处对立起来。他认为他们应该参与美国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这样的组织,这是美国第一个真正群众劳工组织,其支持度在1880年代中期劳工热潮达到最高峰——尽管其领导人鲍德利(Terence Powderly)反对罢工。他进一步主张,“不应在外部对运动嗤之以鼻,而应从内部展开革命”。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者无须自我淹没在运动之中,也可以做到这点。

我认为我们的实践已经显示出:我们无须放弃自身鲜明的立场与组织,也能在整体工人阶级运动的每个阶段彼此合作。

卢森堡及列宁

尽管列宁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意识到这点,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 Party)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建构在不同基础之上。以代表德国工人阶级为目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包含运动中从改良主义者至革命份子等各个政治光谱的成员,但是列宁致力在俄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创造一个排除改良主义倾向的政党。列宁将俄国与西欧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归因于俄国社会主义者面临的非法处境。然而,在实践上,布尔什维克并不是建立由全体工人阶级组成的组织,而是当中最进步、最具革命性的成员。为此列宁与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派(Menshevik)展开坚定的辩论,后者(在合法政党只能是改良主义政党的条件下)主张广大且合法的政党,并且认为俄国工人无须“畏惧”资产阶级。此外,他也认为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组织良好的派系,并在1912年前,排除改良主义者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党。

1907年,罗莎·卢森堡于德国司徒加特向群众演说。(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德国,卢森堡比列宁更加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改良主义性质——僵化、官僚主义以及议会“痴呆症”(cretinism)。

法国、义大利与德国的议会政治路线,为现今机会主义的幻象提供了土壤,例如过度高估社会改革、不同阶级和政党间的合作,以及和平方式发展社会主义等等。

关于革命份子应该如何逼近国家并使用议会,卢森堡清楚地写道:

为了有效,社会民主党必须尽可能佔据当前国家内的一切职位,并且侵入各个机关。但是先决条件是这些位置拥有发动阶级斗争的可能,即对抗资产阶级以及其国家的斗争。

卢森堡明白社会主义者能在某个国家的议会内取得大多数席次,也不能代表社会主义的胜利。若有必要,统治阶级将召集它最信任的国家机器——警察、军队、国家官僚与贪腐政客,来对付议会:

在这样的社会下,代议机构只是形式上民主,实际上仍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这个道理清楚地显示在:如果民主政权展露否定其阶级性质的倾向,并且转型成为为大众实质利益服务的工具时,资产阶级与国家代表就将牺牲民主的形式。

这并非理论争辩的问题,而时常是国际工人运动苦涩的历史经验。以智利为例,1973年,阿叶德(Salvador Allende)的改良社会主义政府被一场血腥的军事政变推翻。此外,在许多国家,例如pangjiu.net、沙乌地阿拉伯与其他国家,资本主义及市场与军人政权、君主制以及一党专政携手合作。民主,即便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某些案例中也被视为是一种奢望,是统治阶级无法承受之重。

卢森堡所属的政党,其大多数领导人对于国家与议会的看法,与考茨基一致。对于他们而言,佔据“当前国家”中的“所有职位”,并非摧毁国家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缺乏一个革命政党,而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大杂烩”,多数民意代表并未也不会在议会中实践革命路线,尽管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与其他一小群革命的民意代表确实做到这点。

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一个以革命方式利用选举的政党。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党摆脱改良主义者(孟什维克)而自我组织后,他们便能自在地遵从卢森堡制订的路线,并且利用议会讲台进行革命宣传与鼓动。

一如德国,俄国并未经历资产阶级革命,并且处于半封建的专制之下。革命份子被迫转往地下秘密行事,才能逃过迫害、逮捕、流放甚至是处决。

1905年革命期间的群众起义中,沙皇发布宣言,宣布成立杜马议会(Duma),作为虚应革命运动的伎俩。然而这并非实际的立法机关,只是可以随意撤销的谘询议会。此外,杜马的选举制度赋予大地主更多代表性。布尔什维克唿吁“积极”杯葛第一期杜马。当革命衰退之际,列宁改变立场并主张社会主义者应参与杜马。

我们必须(也确实如此做)尽全力组织一个虚假的代议机关的召集。我们这么做了。但是即便在我们的努力之下,杜马仍然召开了,那么我们就不能闪避利用议会的任务。

对于坚持原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杯葛杜马的党员,列宁必须坚决地与他们进行辩论。他主张,在一个已经改变、非革命时刻的社会条件下,杯葛没有意义:

杯葛作为斗争的手段,其目标在于直接推翻旧政权,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就是攻击力道不足以颠覆政权的时候,将它削弱至无法设立该机构(杜马)或是无法运作的地步。因此,在大部分的案例中,杯葛如果要成功,需要对旧政权直接进行斗争、起义反对以及群众不服从。

因此,列宁批评“消极”杯葛的想法,也就是放弃选举与议会,即便运动无法摧毁它们,也拒绝“承认”现存的机构。他并未美化议会工作,而是表示:“既然可恶的反革命将我们逼入这可恶的猪圈里头,我们就应该在这里为了促进革命事业不卑不亢地努力。”

即便如此,列宁明白革命份子应将参与选举视为活动的一小部分,工作场域与街头斗争远远更为重要。

我们不会拒绝加入第二期杜马的召开(如果有的话)。我们不应拒绝利用这个场域,同时也不能夸大它微不足道的重要性;相反的,历史提供的经验指导了我们,应将杜马中发起的斗争,置于罢工与起义等其他斗争形式之下。

然而,议会工作包含了什么?对于政党而言,是利用竞选活动向平常没有或无法接触的大众进行宣传。对于获选为代表的党员,是利用杜马这个平台散佈宣传,揭露右翼及自由派资产阶级,并且协助在杜马之外的组织斗争。社会主义者的代表可以利用议会豁免权,在杜马之外进行过去被视为是非法的宣传。他们可以把杜马内的发言印在政党或非政党报章,这种方式比起其他政党宣传,能接触到更广泛的听众。或者,他们可以利用杜马的讲台,“插话”揭露各种制度对于农民与工人的滥权。不像德国社会民主党,将议会代表视为党内明星,布尔什维克要求杜马内的代表们服从政党控制,并且视他们为工人阶级斗争的公僕。

布尔什维克党採取的基本方法,为1920年共产国际对于选举与议会的立场,提供了理论支柱。

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简称Comintern)是由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成功掌握俄罗斯政权后,于1919年成立。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立基于革命原则与革命实践的新国际工人政党,即透过领导工人运动来掌握国家权力。其政治信念不只建基于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功掌权,也是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领导者们对德国革命的背叛。1918年,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者协助组织了谋杀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eibknecht)和卢森堡的反革命势力。

第三国际是由列宁与布尔什维克,还有一群其他国家的革命份子所建立,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于改良主义者之外、革命的新共产党,在那动盪不安的时代领导人民通往胜利。

1919年,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强调社会主义者必须以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来取代议会,也就是用工人权力取代虚假的民主。共产国际反覆研究如何建立能够推翻资产阶级民主并以工人民主替代之的共产党。在整个欧洲,革命运动使这些想法不是遥远的梦想,而是具有具体的可能性。

然而,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German Communist Party,KPD)中许多激进的年轻革命份子,将上述想法理解为革命份子在原则上应完全拒绝参与议会,他们缺乏耐心,并且渴望革命性的骤变。“他们支持工人委员会,而且反对议会”,邓肯·哈拉斯(Duncan Hallas)写道。

因此,他们必须与议会毫无瓜葛。这么做却只让工人感到困惑:“所有回归议会形式的斗争,已在政治上与历史上过时了,”一群抵制者们后来表示,“任何策略性与妥协的政策都必须强烈反对。”

从德共几千名成员的角度来说,议会政治路线当然是过时的;在当时,对更广大的工人阶级激进派也是如此,他们的人数约有数十万人。然而,对于数百万名投社民党的工人而言,议会政治路线显然仍方兴未艾⋯⋯。

1920年,在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不得不与德国及其他国家的“极左派”斗争。列宁认为,议会虽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另一方面来说,议会仍有足够的力量在现实中打败共产势力。

议会制“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就宣传意义上来说,这是对的。但是谁都知道,从宣传到实际战胜议会制,还有很远的距离。早在几十年前,就可以且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説无须在资本主义的基地上进行长期且顽强的斗争⋯⋯

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参加议会选举以及议会讲台上的斗争⋯⋯当你们还无力解散资产阶级议会以及其他任何类型的反动机构的时候,你们就应该在这些机构内部工作,正是因为在那里还有受神父愚弄的、因身处穷乡僻壤而闭塞无知的工人;不然,你们就有成为空谈家的危险。

在第三国际关于议会的辩论中,列宁的主要对手是义大利的代表博尔迪加(Bordiga),后者认为“俄国革命的战术经验无法输出至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已运作多年的国家”。根据博尔迪加的说法,任何参与议会的行为都包含着过分重视选举和浪费宝贵时间的“双重危险”。事实上,博尔迪加认为,战前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痴呆症,是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中的革命份子亦然)在选举舞台上所唯一可能拥有的经验。

“你说议会是资产阶级藉以欺骗群众的工具”,列宁答覆博尔迪加道,

但这个论点将会回头打击到你自己,而且它确实反对了你的论点。你如何向被资产阶级欺骗的、真正落后的群众揭示议会的真正性质?若你不进入议会、继续留在议会外面,你如何揭露各种议会的伎俩或者各党派的立场?

若你说,“工人们,我们还太弱了,以至于无法组成一个要求议会内的成员遵从自己的政党。”那么,工人将会放弃你,因为他们会问自己,“我们如何在这种懦夫的领导之下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对规模较小且持续分裂的英国革命运动,列宁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论点。他认为得到工会支持的工党,和德国社民党一样是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者,因此列宁认为工党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工人政党”。他鼓励英国的各个革命团体团结起来组织单一的共产党,但他也要求他们加入工党,并根据哈拉斯的说法,“继续为其内部的革命政治而奋斗”。列宁认为,为了超越工党的改良主义,工人必须经历过工党执政期。因此,革命者需要与大多数工人站在一起(后者把工党看成“属于他们”的党,并在选举中给予工党关键的支持),并赢得工人参与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列宁也赶紧补充道,除非共产党人在工党里头能够拥有充分的自由,成立自己的独立组织并发行自己的刊物,才能在工党里头工作。)

既然英国多数工人现在还跟着英国的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或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之流,既然他们还没有获得与这批人组成的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而俄国和德国的工人之所以大批转向共产主义,正是因为获得了这种经验,那么毫无疑义,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英国共产主义者必须参加议会活动,必须从议会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韩德逊(Arthur Henderson)和斯诺登(Philip Snowden)政府所造成的结果,必须帮助韩德逊和斯诺登之流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邱吉尔。不这样做,就会增加革命事业的困难,因为工人阶级多数人的观点如果不转变,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而要实现这种转变,必须由群众取得政治经验,单靠宣传是永远不能奏效的。

由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起草的第三国际〈共产党与议会制问题〉一文,总结了俄国与其他国家革命社会主义者数十年的经验,概述了革命者对议会和选举问题的普遍看法:

共产主义拒绝将议会政治路线看成未来社会的可能形式⋯⋯它拒绝接受长期接管议会的可能;其目标在于摧毁议会制。因此,唯一可能的说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来摧毁议会制。这个问题只能够单单在这个意义上被提出。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最重要的斗争方式,就是透过群众行动去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权力。

议会中的活动主要包含议会讲台上的革命性鼓动,揭露对手与群众之间意识型态的统一。群众(特别是在落后地区)仍对民主幻象有所偏爱,并殷切盼望着议会的讲台。(议会中的)工作必须完全服从于议会外头群众斗争的目标和任务。

美国革命者与选举

罗莎·卢森堡在与伯恩斯坦的着名辩论中指出:

那些支持立法改革方案而非争取政治权力和社会革命的人们,并没有真正选择一条更安宁、更平缓的道路来实现与后者相同的目标,而是选择了与后者不同的目标。他们没有採取建立新社会的立场,而是採取了对旧社会进行表面上改造的立场。

近代的改良主义已经堕落到比伯恩斯坦更低劣的程度。许多曾经支持经典改革主义观点(卢森堡曾出色地串起此一观点)的许多欧洲社会民主政党现在认为,在今日的“全球化”经济与史达林主义崩解以来,社会主义已不再可能。我们现在最多只能修补体系,使之更加人性化。虽然修补体系一直是改良主义的真正实践,但它现在更公开宣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

正如卢森堡所指出,辩论并非关乎社会主义者是否要支持改良,或者社会主义者是否该背弃选举制度。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为所有改善资本主义下工人生活条件的改革措施而斗争,我们也要给予工人争取更多改革的信心。但任何真正的改革斗争都需要努力去实践。改良派告诉工人只要坐在那里仰赖选出来的官员就好,如此一来,改良派削弱并且取消了使真正改革成为可能、并让工人阶级有意识地在组织和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

美国在历史上一直被资产阶级和两党制度所支配,它们排除了第三势力甚至劳工或社会民主的另类方案。此外,有组织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仍势单力薄,甚至不考虑推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社会主义者往往发现自己就算没有陷入民主党的漩涡之中,也往往主张某种本质上消极的论点:社会主义者应与两个资本主义政党无关。这通常代表,那些寻求真正变革的人被迫得对总统大选袖手旁观。

但正如恩格斯在1880年代关于美国的讨论那样,有些时候,当工人阶级短暂有着第三势力替代方案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者至少可以对两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发起抗议,唿吁工人阶级以选票抵制,希望能够打破两党制,并为独立的工人阶级政治创造机会。

不论前方还有什么挑战,在处理美国的选举问题时,社会主义者必须谨记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总结:

要在还没有条件进行直接的、公开的、真正群众性的、真正革命的斗争的时候,善于做一个革命家,要在非革命的、有时简直是反动的机构中,在非革命的环境里,在不能立刻了解必须採取革命的行动方法的群众中,善于捍卫革命的利益(通过宣传、鼓动和组织),那就困难得多,因而也可贵得多。善于找到、善于探索到和正确判定能够引导群众去作真正的、决定性的、最后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具体道路或事变的特殊转变关头──这就是西欧和美国目前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

特约撰述: 
责任主编: